杨锐将论文寄了出去，剩下的时间，就想专心的抓几条头犬回去。
他的要求太高，够水平的往往不愿意拼命，能拼命的往往不够水平。
当然，后者永远是比前者多的。80年代愿意拼命的人太多了，农村里，愿意为一百块而拼命的青壮年没有5亿也有4亿，然而，他们最好的出路仍然是去建筑工地和工厂。
实验室里的工作很简单，重复性工作也非常多，按道理说，99%的工作，都只需要普通初中生毕业生的水平就足够了。
问题在于，剩下的那1%的工作交给谁？难道教授让你晚上值班，你凌晨三点遇到了不会的工作，就打电话给教授吗？
更重要的是，不会做那1%工作的人，很可能也没有能力分辨，哪些是99%的工作，哪些是1%的工作。
另外，就是正确率、效率和成长性的问题了。
实验室里剥削科研汪的确是很惨无人道的，通常来说，一条科研汪在成为头犬，一条头犬在成为科研白领的过程中，起码有两三年的时间是起的比鸡早，干的比牛多的，但这样的工作并不是没有意义的，长时间的努力工作，带来的是飞速的成长，这也是科研世界最有效的培养方案了。
为了让科研汪们顺畅的工作而付出的培养经费，实验耗材换算成钞票，比培养一名大学生贵多了，这样的高成本，自然是需要对被培养者先行进行筛选。
杨锐遇到的问题，就是缺少大量的被培养者。
起码要到20年以后，中国的大学才能提供大批的年轻健壮的高素质廉价劳动力，中国的科研才有快速发展的空间，而在此之前，中国的高素质劳动力要么是在欧美国家廉价出售，要么就是在国内高价出售，而且往往还称不上年轻健壮——当然，国内的高薪可能还比不上国外的血汗工厂的薪水，舒适性却远超后者，去哪里又是不同的个人选择了。
为了找到并说服合格的头犬，杨锐上课上的非常勤快，还主动增加了半天的答疑时间，通过与学生和年轻学者的直接接触，悄然拟定了一份名单，并密切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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