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的支持，如果是出钱，那当然容易落实了。”詹文天嘻嘻哈哈的笑着。
做一个基站的成本小几十万，对部委来说固然不少，但对其他单位来说就是天文数字了，他可不觉得所谓的支持会是出钱，就是出钱，也出不了多少。
现在的警民合作，一般就是出工出力，好一点的弄两份文件出来，盖两个钢印，这就是不错的警民合作了。
正因为如此，詹文天对此并不上心。
杨锐的想法却不一样。
做制药企业的，有哪个公司不与权利机构搞好关系的。国外的制药公司，从头往下撸，投几千万给纽约消防局的制药企业，投几千万给洛杉矶警察局的制药企业，投几亿美元到总统大选以及党派竞选中的企业数不胜数。北欧的制药企业，甚至有买滑雪场和高尔夫球场，然后给警察局当训练场地的——警察用高尔夫球场能培训什么？麒麟臂和一颗爱企业的心吗？
作为全球最高利润的行业——与军火毒品和石油相比，制药行业的利润更高——制药企业的主要成本除了技术以外，就是公关和政治成本。
杨锐的华锐依旧弱小，又身在中国，注定不能像是欧美企业那样，明目张胆的用钱买永续经营。
但是，以弱小的体谅做弱小的投资，杨锐还是能做到的。
尤其是当这种弱小的投资，在当下的环境里，很可能产生强大的效果的时候，杨锐就更愿意投资了。
当然，不能全用私人的钱，那样太傻。
杨锐有了这个念头，立即发散出去，口中回答詹文天的话道：“出钱也行，我可以向北大申请一下，您觉得，咱们各出多少比例合适？”
“你能从北大弄到钱？”詹文天有点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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