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很早就有BP机了，到现在，大哥大已经流行起来，更是让BP机的地位降了又降。
岳庭同志身为时薪600美元的大律师，让杨锐买BP机，真真正正的是出于工作的考虑。
华锐公司现在可是谈着几千万美元的生意，保持通讯畅通，确确实实是再重要不过了。
然而，杨锐多多少少是有种装逼既视感的，告辞离开以后，还不好意思了十五秒，继而才兴奋的找电话打电话。
虽然距离智能手机的时代还远，但有一只BP机，至少算是半只脚迈入通讯社会了吧。杨锐也是过腻了通讯基本靠吼的时代。
电话首先打给刘院长，询问北大是否有自己的寻呼站，确认没有以后，杨锐拿出自己的通讯小本，翻到陶天养的电话，给打了过去。
陶天养是从德令农场回来的干部，恢复名誉和工作以后，安排至公安部的处级岗位上，与杨锐颇为熟悉。
花了30分钟叫通电话，杨锐问候两声，就说起了BP机和寻呼站。
陶天养反应了一会，问：“是不是那个打电话到总台，然后你的寻呼机就BB的响的东西？”
“对，咱们北京有的是吧？”
“有是有，不知道你们北大有没有信号啊，要不然，你来了看看。正好，我去问问看。”陶天养也不说价格或者能不能拿到BP机的事，他是部里的老处长，决定一台寻呼机的权利自不用说。对于杨锐，他更是不会谈钱。
80年代人，还是觉得谈钱伤感情。
杨锐出门喊上司机，用了20分钟就到了公安部，比等电话打通的时间还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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