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财政改革方面，与历代执政者羞于言利截然不同，高拱的“义利观”中，首次不避讳的提出“聚人曰财，理财曰义”的公利观。要求各级官吏分清公利和私利，如果是为国家创造财富，则“利即是义”，如果仅仅为了个人虚名而不为国家创造财富，即是不义。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高拱认为生财是圣贤有用之学。“夫《洪范》八政，首诸食货；《禹谈》三事，终于厚生。”所以理财乃王政之要务也！
这不仅仅是对宋明理学的非功利主义的大力批判，其真正目的也是要号召各级官府，注意经济生活方面的实际学问，为隆庆朝的经济复苏和财政缓解做实际的工作。
那具体又是如何去做呢？
与历代统治者一想到生财，便是“多取于民”不同。高拱认为若想生财，不能只靠压榨姓以聚敛钱财，而是应当“开财之源”和“节财之流”。
先说节流，高拱认为有“节用”和“储蓄”组成。所谓“节用”，就是朝廷将每年所入算计了，裁去支用。凡无益的兴作，无名的赏赐，不经的用度，都减省了。这样不仅可以减轻百姓负担，还能将这些节省下来的费用，及时用于救灾和军费。
至于“储蓄”，更是被高拱提高到“国之大事”的高度，那么用何种方法进行储蓄，国家每年的收入应该怎样分配才算合理呢？高拱提出“三而有一”之法，即将每年收入均分为四，消费支出占四分之三，节余的四分之一用于储蓄。这样累计储蓄三年，就可以达到年收入的四分之三，恰好多供一年之食。顺此类推，九年便可得到供三年支出的结余，这样即使“年不顺成”，或遭遇荒年，也能做到有备无患，可恃不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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