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走到了这里，抄作业已经没法抄了，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找出一条属于大顺自己的路。
康不怠的想法是好的，走到这一步，既然已经没法以史为鉴了，那就他山之石以攻玉。
但第一步就没法“攻”。
整件事的难点，在于事发之前的启蒙，而不在于事发之后的制度。
换言之，欧洲现在需要的是描绘一个理想国；而大顺这边则是怎么走到“三代之治”。
一直以来，大顺这边有“西学东渐”，欧洲那边其实也有“东学西渐”。
法国那边能搞出轰轰烈烈的大事，某种程度上、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还真得感谢大顺大明、感谢中国。
可大顺这边不行，没办法学那些启蒙学者，搞出一个“中国这样的理想国”的工具人，只能往“三代之治”的方向挖。
难点就在于怎么挖？怎么破题？
正如康不怠所说，天朝数千年的骄傲，心态上不允许世界上有比天朝更完美的国家，除非烂到真的谁也比不过了。
可以有理想国，但这个理想国只能从历史里挖三代之治。
反观欧洲，则可以用天朝做一个完美的、启蒙用的工具人。
事实上，此时的欧洲人眼中，有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中国的形象。
而这两种形象，随时可以根据需求无缝切换——有点像是后世美国需要国会批钱的时候，就高呼威胁论；不要钱的时候，就高呼不堪一击崩溃指日可待。
此时也完全一样，既可以是“静止的历史”、“文字是神灵时代的野蛮遗留”、“儿童一般的理解能力”、“傲慢地故步自封”。
也可以变成“一心追求先进的科技”、“最完善的法律”、“最开放的心态”、“最谦卑的道德”、“最自由的宗教”。
至于真相，没人在乎，中国只是一个“工具人”，在需要的时候合适的变身。
哪怕是此时百夫长号战舰上认为是“野蛮的愚昧、人类孩童时代”的瓦尔特，影响他如此思考的维柯的本意，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根本不在意中国，目的还是本国的启蒙，描述的中国只是作为一个工具。
逻辑也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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