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乔治安森与瓦尔特感慨着中国只有静止的历史、愚昧、黑暗、孤立且如同异教的希腊人埃及人一样蛮荒儿童的时候。
却也有人说出了此时欧洲对中国的另一种印象。
“中国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完美的。”
“那里允许所有人进入皇宫，在意见箱里写下朝政中应被指责的事……人们肯定想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在这种行政制度下，皇帝想要实行专断是不可能的，那里人们的生命、财产、和名誉，受到法律的保护……皇帝无法滥用职权，必须遵守法律，不可能加害那些他所不认识的、在法律保护下的百姓。”
后来主持建造的伦敦的萨默赛特宫的设计师威廉·钱伯斯，和历史上一样，在这一年作为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员工，来到了中国。
这一次来的目的，是大顺这边科学院要建一些西洋风格的房屋。
非是全部西洋式，但要体现皇帝说的“实学是实学、西学是西学。实学放之四海而皆准、西学我大顺自有国情在此不可轻信”的金口玉言之大义，所以要兼容并蓄，展现一些西洋古典建筑的样式。
便委托瑞典东印度公司招一些人手。
主要是皇帝也不希望天主教传教士垄断这些事，希望在新教国家里找一些人来。
威廉·钱伯斯认为这是一个良好的学习机会，也正好要亲眼看看欧洲很多人描绘成理想国的中国，故而以瑞典东印度公司特别雇员、作为北京科学院建筑设计师实习生的身份前来的。
此时他正在向来迎接他们的刘钰表达了对中国的向往。
刘钰刚刚摆脱了下船之后、民族病一般在那继续诋毁英国的法国人，听完翻译，愕然不已，忍不住道：“这是哪个傻……呃、谁说的？”
“法国人，弗朗索瓦·阿鲁埃。”
“谁？”这名字有些古怪，他还真没听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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