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顺而言，战争的过程，比战争结束坐谈判桌，更重要。
坐完谈判桌，有些东西就不可能拿到了。
战争期间可以加大规模走私、贸易，直接影响到战后的贸易格局。
这种道理，和商人们讲，没什么卵用。
好在大顺之前的诸多管制政策，或者说，真正学习西方重新捡起来的国家管控和桑弘羊那一套，现在至少在对外贸易上发挥了作用。
凭借着刘钰之前多年积累下的信誉、凭借着对欧洲各种情报持续二十年的搜集，这一次工商贸易部专门出了文件指导，建议货船都装什么货。
布匹、奢侈品、消耗品、日用品的贸易比例大约是多少；去了那边之后是往西非、加勒比还是北美跑；亦或者到了那边之后怎么应对北美走私贩子请求在走私岛直接换货的请求等，都出台了指导政策。
波斯湾地区的贸易，已经是煮熟的鸭子，完全没必要现在投入太多的精力。日后那种波斯湾和中国之间的贸易，真的就是傻子都能做。只取决于爹妈给留下了多少本金资产，而不取决于开拓能力之类。
这种人所共知的赚钱前景，又带动了大顺产业，尤其是船只制造业的发展。
的确，大顺在打仗，而且发行了战争国债。
但是，贵金属时代的国债，只要朝廷还有信誉，对那些债权人、也就是商业资本家而言，他们等于什么也没付出。
他们左手拿出白银，给了朝廷，换到了国债券。
可这些纸的国债券，在朝廷信誉尚在的情况下，一样可以作为货币流通。
大顺的真正金融食利阶层已经出现，他们左手赚朝廷的利息、右手将手里的债券作为货币再投入出去，在国债可以兑付的贵金属时代，他们付出了什么？
于是大顺的松苏地区，在战争爆发后，呈现出一种诡异的繁荣。
朝廷手里的大把货币，转化为战舰、钢铁、大炮、粮食、糖、烟草、布匹、军装。
国债券作为一种贵金属时代的奇葩纸币，直接参与到了产业投资当中。为了将来的波斯湾和印度市场，这些资本流入到各种工业、基建当中。
整体上，大顺算是逐渐找到了过渡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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