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私有化是国策变革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的重要性与官制变革同等。
官制变革关系到贵族阶层的权力世袭，土地制度改革则关系到贵族阶层的财富传承。这两个制度的变革之所以遭到秦王政和咸阳宫的坚决反对，其根本原因还在于这两个制度有利于豪门贵族对权力和财富的永久占有，而不利于寒门士人的代代崛起，一旦实施，必然会走向世家和门阀政治，这将严重阻碍中央集权的进程，阻碍王国的强大和昌盛。
秦王政和起自寒门的法家士卿们从君主和王国的利益出发，着眼于未来，坚持更为激进的“法治”道路，但公子宝鼎认为他们脱离了现实，忽视了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落后，认为“超前”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但无助于推动社会的发展，反而会激化社会矛盾，最终导致王国的崩溃。
什么样的生产力决定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决定什么样的上层建筑，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违背这个规律必然会遭到天道的惩罚。
宝鼎的国策变革理念得到了豪门贵族的拥护，而此策对寒门贵族，对那些已经拥有权力和财富的寒门士人同样有好处，但治国理念的不同让他们宁愿放弃这种个人私利，也要坚持高度中央集权制的理想。
在他们眼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走的是“国强则民富”之路，大秦的强大已经证明了这个制度的正确性。等到中土统一，王国更强了，社会稳定了，则“民”自然就会安居乐业并逐渐富裕，如此则实现理想中的“乐土”世界。
宝鼎和豪门贵族对此则予以否定，他们认为正确的治国理念是“民富则国强”，王国的国策要走“藏富于民”之路，“国”不能与“民”争利。这也有一个成功的例子，那就是齐国。齐国在四十年的休养生息中奉行的就是这一治国理念，结果齐国的“国”与“民”皆富。
秦国的国策变革是基于大一统的基础之上，也就是中土进入“休养生息”时期的国策走向，由此咸阳就出现了两种变革思路，一个是坚持原有的国策，并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制，让王国更加强大，由此带来“民”的富裕；一个也是坚持“法治”，但限制甚至变相地削弱中央集权制，主张先让“民”富起来，由“民”富而推动国强。
这两种变革思路归结到土地制度上，一个就是坚持土地“国”有，计口授田，确保耕者有其田，确保社会稳定和赋役的征缴；一个则是土地私有化，把有限的资源进行合理的调配，从而产生出最大的经济效益，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大秦在统一中土之前，计口授田的土地制度显然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迅速增强了国力，但统一之后，整个中土都要发展，整个中土的局势都变了，国策必然要随之做出改变，那么这一土地制度是否依旧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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