砚山庄园占地广阔，规划之初，沈哲子便借鉴后世那种高档社区的概念。整座庄园不只提供居住需求，还有其他的许多配套设施，各种交友、集会、娱乐设施应有尽有。
之所以会有这种安排，倒不是为了讨好这些入住者，只是单纯的想要节省用地。入住于此的相当一部分都是客居京口的吴中人家，若任由他们各自修筑居所，那么早几年前京口就会出现如今南郊那种圈地自肥的场面。缺少一个统一的规划，便不利于土地大规模、有计划的进行开发。
庄园经济作为一种生态，并不能说完全没有积极意义。身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庄园经济体的抗风险能力无疑要比小民经营强大得多。
沈哲子亲眼所见随着历阳叛军的扫荡，绝大多数小民流离失所，再也没有一个安稳的生产环境。但是各地仍有许多庄园借由人力的集中据地而守，进行着小规模的生产。这在一定程度上保全了整个社会的元气，如果没有这些庄园的存在，凭眼下朝廷的力量几乎不可能维持下去。
而且江东地广人稀，哪怕是在人烟稠密的吴中，也不能说就达到了完全的开发。在小民生产资料不足，而朝廷又没有足够力量组织大规模开发的时下，以宗族为单位的庄园式经营，对于整个江东的开发而言是有积极意义的。
当然事情要一体两面的看，假使没有这些南北旧姓宗族大肆侵吞人口、土地乃至于社会的公信力，朝廷也不可能变得如此羸弱，未必没有能力组织大规模的生产和开发。
三国乃至于西晋初年，无论官屯民屯，都还有着旺盛的生命力。而这种屯田方式，对小民而言又是更加严苛的人身控制和剥削。大量囤户逃亡，为世家所荫蔽，这又助长了庄园经济的壮大。
沈哲子在京口进行的是合作社生产，并没有将组织生产的权力下放到那些宗族，而是由商盟对这些生产单位进行垂直管理。这就避免了那些人家对生产力的把控和对生产资料的截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最起码在商盟这一个体系中，不会再滋生出一个欺上压下的中间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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