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俗语有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但在真实的历史场景中，没有知识分子参与的世道变革，没有一次能成。
永嘉之乱的祸首汉赵刘氏，本身便是汉化年久的屠各贵族，刘渊个人文化素质在于中朝世族名流的交往中都能不落下风。而羯赵的石勒，起事不久便创设君子营，更大用张宾等一批才力之选。
之后的前燕慕容氏，更是汉化的急先锋，偏处辽东一隅之际便招揽了大批的北逃士人。氐羌的前秦、后秦，其统治团体更是在内迁石赵这段时期完成了对于制度的初步认识。
北魏拓跋氏那就更不必说了，简直就是五胡之中汉化改革集大成者，对于诸夏世族门户的拉拢倚重在诸胡政权中更是无出其右，后世影响深远的五姓七望便初步形成于这个时期。
魏晋南北朝这一段大乱世，从发源最初便背负着浓厚悲怆色彩的，唯有乞活军。而能够一直坚持本色，不与当权者完全合流，不与世族门户达成妥协的，也唯有乞活军。乞活是他们的最高诉求，也是唯一使命，但这诉求最终达成如何，也实在是见仁见智。
从内心而言，沈哲子是希望乞活军能够积极踊跃的加入到行台中来，他也愿意给乞活军营造一个彼此都满意的归宿。这并不是所谓的妇人之仁，高尚一点或可称是回应初心，不忘自己立志北伐的旧愿，让普罗大众都能受惠于世道的重新归一。
老实说，在看到胡润转述乞活军诉求的时候，沈哲子心中确是不乏羞恼。自江东奋斗开始，到如今北伐形势一片大好，他虽然还没有狂妄到目中无人，但每每念及自己一手塑造起来的大好局面，心中也是不乏自豪。
可是广宗乞活所提出的要求，则不啻于给了他一个耳光，原来在这些乞活民众眼中，他与羯主、与其他乱世豪强，也是没有太大分别的，迫于势大不得不选择依附，但仍然保持着警惕与独立。
当然这一点羞恼倒不至于让沈哲子勃然大怒，通过他自己的了解与这个田举的描述，他是认识到乞活军这一群人说是短见也好，说是天真也罢，不是能够轻易受人蛊惑的，这种闭塞自守，源于对世道的彻底失望乃至于绝望，并不只是针对行台又或是他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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