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有对于中朝以降能够得于世道称许的贤流，如刘琨、李矩、邵续并南渡之后的卞壸、刘超等人，因无遗功于后，也就不再以名爵追封，但也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而加以追缅，载事述德。
这其中，皇帝陛下比较遗憾的便是王导。从私心而言，沈哲子对于王导并无偏见，而且也充分认可在南渡之初王导能够弥合南北人心分裂而做出的功绩。
但是台省几番批斗琅琊王氏，且王氏其他族人也的确罪有应得。不过若只将王导单拎出来加以表彰，则也实在有些说不过去。因是原本所保留的王导传嗣便给裁去，只是着令地方为王导营修坟茔，并立二十户人家守陵。
从这一点而言，王导也算是一个最特殊的待遇。因为在这一场封授大典中，无论是宗亲诸王，还是文武勋贵，凡所得授，俱都虚封，无一实邑，这也算是勇开先河。
之所以能够如此，一者在于社稷新定，籍户整理还未彻底完成。纵然原行台所控区域有着相对完整的户籍制度，但是河北大片新复领土却还没有完成籍户的整编。封授群臣，自然不可专封一地，也不好虚一半、实一半，索性俱都虚封。
二者则在于晋世殷鉴在前，诸王祸国所带来的惨痛教训实在太大。群臣都有一种强烈要制约新朝宗王权柄、势力的想法，同样的皇帝陛下也有制约勋贵实封泛滥滋长的需求，各有诉求，各有争取，索性各退一步。
由此所见，立国于典午朝后也并非全无好处，起码典午朝劣迹斑斑，能够让新朝伊始便以史为鉴，避开一些隐患雷区。
当然，要做到这种触及根本的改动，单凭政治上的互相妥协还是不够的，最起码底层观念上能够达成共识。
首先，皇帝陛下威望崇高，远远超过了近世累代汉胡霸主，自有一种乾纲独断的气魄，使人不敢轻试锋芒。
其次，永嘉之后大祸连绵，生民多亡出于外，诸夏受创之深乃是人尽皆知。特别在羯主石虎上位之后，对于河北民众的虐害变本加厉，元气大大亏空，南北生民数量骤减，这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大梁建立在这种残破局面之下，如何尽快恢复社稷元气，使南北生民俱得安生，这是一个迫在眉睫、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土地与人口必须要高度集中于中枢掌控之中，这是关系到大梁国祚能否延续长久的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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