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核定品秩，这是从中朝便开始出现的一股政治潮流。
此前无论魏晋，俱都承袭两汉以来的秩禄，譬如两千石大员、四百石卑官，这其中一个鲜明的特色，便是官员的品级与俸禄直接挂钩，一目了然。
但是从后汉诸侯纷争开始，所谓的政权往往只是地方割据势力，本身并没有足够的集权集财能力，因此官员的俸给往往也都是有名而无实。所以便出现一股潮流，那就是任命官员的时候，往往只是虚名规定一个品秩，而不再直言俸给多寡。
这就造成了朝廷既有明秩两千石高官，又不乏明品而虚俸的加官。讲到根本，其实还是经济实力。譬如中朝一度滥封以至狗尾续貂，若真要明俸实发，则中朝一年财政所收，只怕都不足支撑满朝公卿的俸给。
但趋利性是人的本能，朝廷定品而不发俸，官员大权在握，肯定要寻找一个权力变现的途径，如此则就造成上上下下悖法成风。像是中朝名大一时的豪富石崇，后世人所共知其人所以发家就在于就任荆州刺史之际纵兵劫掠。
很多问题，不能形成章制定例，推及根本，往往是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原因。大梁新朝核定官秩九品十八阶，官秩与俸禄直接挂钩，这在后世看来应该算是基本的操作，但在此世观来，则就是一种开辟之功。
为官员核定品级，发放俸禄，成为大梁能够一断前朝的伟迹之一。这说法看似可笑，但在此世真的是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意义。须知后世历史上，北魏制度创建中所作出的大贡献如均田制和三长制，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北魏朝廷发不起官员的俸禄。
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在很长时间根本是一个喊不起的口号。这就在于中枢朝廷的集权能力严重不足，从而影响到中枢财政，所谓封官授爵，往往只是开出一个空头支票，具体收利多少便需要看官员具体能力如何。这样一种粗放的统治模式，吏治自然无从谈起。
如今的大梁朝廷，可谓是历数近代而无有之强势中枢，单单在控籍民便达到七百万户之巨，这还仅仅只是河南、江东、关陇等几地籍民，至于河北、蜀中等地都还没有进行系统化的入籍整编。
虽然较之中朝最盛时期仍有差距，但中枢与地方的行政能力与效率远非中朝可比，最起码一点是杜绝了地方豪强的上下遮蔽，这就使得洛阳中枢权势大涨，远非中朝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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