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们这些年施加在民众身上的、因为距离泗上太近的对比所产生的怨气，随着墨家发动的舆论宣传，竟然逐渐扫去了费国都城内的阴霾，露出了一片仿佛是朝阳将升、黑夜散去的希望。
适既然少有的没有用利益分析去说这次变革的可能与不可能；也没有说明白这一次墨家提出的“利民”的建议对贵族而言到底有多么苛刻绝不可能接受，徐弱等人在费国都城的宣传，便统一成了一种口径。
一种“理性分析下，可以得出必然会变革”的结论，但这个理性的基础，却是一种历史唯心的推测，这种奇怪的糅合，变为都城的费人带来的许多的希望。
聚集的地方，墨家引导着民众的心情，没有传唱《硕鼠》、《乐土》等一些明显的“反”歌，而是传唱一些颇有改良意味的《五子之歌》。
正是“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
这是一首劝诫君主的歌，并非是墨家篡改或是制作的，而是源于《夏书》。
说的是昔年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従，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墨家看重的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八个字。
而徐弱等人又在宣扬“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这句话本该是几十年后出生的荀子说的，但适既然已经抄袭过劝学篇，这番话自然也早超过。
不管是《五子之歌》还是君舟民水，从“理性”的推断来看，君主应该实行善政仁政，防止被民众推翻才对。
可是古往今来，君主却鲜有实行仁政善政的，被民众推翻这样的事早在春秋时期就常常出现，弑君或逼君出国这样的事屡见不鲜。
究其根源，就在于缺乏了一根“利益”的分析，这是墨家擅长的，但是这一次却故意回避这个问题，而是用这些说法来做理性的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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