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旧制度旧规矩下的精英人物，适并不是很想和他们谈论这些东西。
鸡同鸭讲，双方的基础三观都不一样，根本不可能在一件具体的事上争论对错，最后只能轮到讲些最基础的东西，而那些东西又是互相难以说服的。
曾有传闻，武王伐纣之后问箕子天命之事，听完之后紧张的大病一场，第二年就死了。
这里面只怕就是谈到了神权、道统、法理这些玄之又玄的东西。毕竟对商人来说，他们认可的上帝，都是殷商王族的祖先，是一家人，周要谈天命只能改掉上帝的含义，但又极难。
此时这士人谈的问题，其实某种意义上也差不多。
儒家立身的根基，是托古改制，他们认为自己是对的，源于上古时候尧舜禹时代有些东西就是永恒的，不变的，所以他们的道义是有合法性的。
现在那士人铺垫完毕后，又道：“仲尼大才，然仲尼逝后，有子张之儒，有颜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儒家数分，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言余者为异端、修正。”
“仲尼不可复生，将谁使定谁为真儒？谁为异端？谁为修正？”
“这根源，就是因为尧舜禹时代的事，不可以知晓，全都是猜测亦或是编造，如此一来，谁都可以说自己是真儒，然后斥责别家为异端和修正。”
“儒家如此，墨家难道就没有这样的危险吗？”
“如今适子尚在，墨家尚可为一，团结同义，同志同心。墨家不讳生死，则若适子死，墨家难道就不会分出许多派别，各自以为自己是正统，互斥对方为异端、修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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