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完骆宾王的一套“狼羊论”，王福畴只觉得这套理论跟当年怀远郡王李思摩的“狂犬论”有得一比。
李思摩自比“狂犬”固然是调侃玩笑，但多年以来的操作，却是典型的法家手段。贯彻对自己供奉之君王的忠诚，无条件的忠诚。
这种忠诚和道德意义上的品质无关，而是作为一种信条，一种理念，一种价值观来维持秉持此理论之辈的生存意义。
乃至在生存终结之后，后世在传说生前故事之时，也要为此理念所震撼、震慑。
龙门王氏并没有资格在隋唐帝国的政治版图上大放异彩，正如大多数“二流世家”那样，他们在不同的地方投机投资投献，总会有收获。
而阿史那思摩的“狂犬论”，在王福畴看来，这并非是臣子对自身的描述。他更多的，是用另外的视角，去解读君王，去影响帝国。
也就是说，“狂犬论”背后描述的并非是“狂犬”本身，而是君主。
李思摩在自比狂犬之后的十数年，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侍奉君主。更重要的是，他的侍奉不同于阉人、宫婢、妃嫔、勋贵，是有理论和现实加以巩固、支持，这是一套通过实践，摸索出来的行之有效的为臣之道。
所以，在王福畴看来，李思摩的“狂犬论”，本质上来说，其实是“君主论”。
同样的，骆宾王的“狼羊论”，本质上来说，其实是“暴动论”。没有“道路以目”，就没有“国人暴动”。
这是很粗暴简单的道理，王福畴作为州府主官，自然明白这个道理。
只是很多时候，因为做官的惯性思维，他不可能像骆宾王这样的赌棍去看待问题。
“观光有此才能，不做官甚是可惜……嗯，不做官甚好。”
略作感慨，王福畴看着骆宾王，眼神相当的复杂，“此番言语，还是不要传扬出去的好。当世能有此独到眼光者，老夫所见，怕是不多。当朝诸公……”
“呵。王君还是太年轻……”
骆宾王幽幽地冒了这么一句出来，像是阴影里窜出来的疯狗，冷不丁把人吓一跳，只听骆宾王持着酒杯，盯着酒盅黄中带褐的液体，“只说苏州长孙无忌，他会不知道吗？江西房玄龄，他会看不懂吗？还有旧年故去之杜公，以及弘文阁大学士马宾王……满朝宰辅，不过是装睡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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