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挺难的，我知道。
爷爷躺在特护病房里每个月的医药费就是一笔不菲的支出。老妈的工作说起来好听，其实也就那么点。
本来以前她是每个月给我三百，一天十块钱。后来物价涨了，她多匀了一百块给我。其实那些钱我大部分都存了起来，没怎么动，除非那个月没什么家教收入，就取点出来救急。
我回学校吃过饭再和白霖去上自习，九点出来，有点饿就去食堂的小卖部看看还有什么吃的。
食堂的大厅里挂着好几个电视。
七点半以后寝室里面掐了电视信号，有些人就凑到食堂看电视。
电视其实就只能看省台，但是大家仍然津津有味地仰头守着。这个时段，省台的卫星频道正在播每周一次的法制频道。
我瞥了一眼电视。
画面是在高墙下，好些女犯站在空地上整齐划一地做着“感恩的心”之类的心理保健操，然后镜头切到旁边，一位女警站在前在接受采访。
戴着警帽，一身笔挺的藏青色警服，显得干练又精神。
记者问：“童监区长，去年您被司法部评为‘全国十佳监狱人民警察’并且荣获个人二等功之后，您觉得有压力吗？”
女警官笑笑，“压力肯定是有的，但是压力和动力并存。况且这些荣誉不属于我一个人的，而是整个监区整个监狱同事共同努力的结果。”
白霖诧异地张着嘴，看着画面，停下来，说：“小桐，那不是你妈么？又上电视了。”
她说这话声音不算大，但是在过了吃饭时间的空旷食堂里响起来，又显得那么落地有声。
话一说完，所有人的视线都刷一声集中到我身上。
我倏地拉着白霖就走。
是的，那女警就是我妈。
以前她第一次上电视的时候，我和老爸老早就在电视机前守着，那个时候市面上还没有普及摄像器材，只能用录音机将声音录下来，每每过节气的时候就拿来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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