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日之后，大宋尚书省低调地成立了一个临时机构，其全称为“荆湖南北、广南东西四路军屯制置使司”，负责全面协调军屯地点勘测工作，由两府各派一人共同主持，于是工部尚书苏辙与枢密院都承旨曾孝宽一同担任“四路军屯制置使”。四路军屯制置使司向荆湖南北、广南东西路派出了一共十多个调查团，调查各路州县可以进行军屯的地点、规模与周边状况，画出地图，撰写报告，最后再由苏辙与曾孝宽选定方案，交由尚书省决策。四路军屯计划悄然拉开序幕。
与此同时，工部工部司的官员也开始了修路的准备工作。在石越的一再强调下，苏辙亦开始要求手下官员递交由石越亲自拟定格式的调查报告，苏辙简单明了地要求：如果报告中没有足够的数据或者发现多处数据错误，以不胜任论处。与石越的愈行愈近，不仅仅让苏辙在政治上根基日固，石越的作风也在影响着苏辙，苏辙深知修路与军屯之成败关系重大。因此他竟然一改自己温和的习惯，严厉地与工部的官僚主义斗争，甚至主动请求《汴京新闻》与《西京评论》前往颖昌至南阳进行调查。
但是这些，当时一般的百姓是不可能知道的。他们所能知道的，最多是一些事实的碎片而已。熙宁八年十月下旬，最具轰动性的事情，是自皇帝明诏天下废除持兵禁令，允许百姓持有二十七种兵器之后几天，尚书省便紧接着颁布了《若干军资恩许民间生产敕》，这份敕令宣布此后诸军所需军衣等物品，官府将向民间作坊采购六成以上，并且将于十一月十五日在汴京城单将军庙，向天下公开竞标。“凡大宋商民，只须家世清白，皆可投标！”——报道此事最为热诚的，自然是《海事商报》。敕令颁布之后仅仅七天，远在杭州的《海事商报》即已刊出，一时“杭州纸贵”，商人纷纷争抢，许多人不及细思，便决定先来汴京一探究竟。虽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大宋究竟有多少军队，但是人们都知道这个数目非常庞大，之前军器监向民间购置寒衣，就让许多作坊主发过一笔财。所以历史上第一次，从江南到汴京的官道上，竟然有无数的马车不绝于道——大家都怕坐船耽误了时日，但连续不断的骑马赶路则不是这些腰缠万贯的商人们所能承受的。也是在这个时候，四轮马车格外突显了它的优点，从此以后，在陆路上，四轮马车几乎成为商人们出行的惟一选择。在江南到汴京上的马车上颠簸的商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历史上最好的时代就要来临。虽然这个时代未必比得上战国之时能与国君抗礼，但是却也比战国时更安全。
不过不能责怪这些商人们看不到一个新时代的帷幕正在拉起，因为十月下旬的时候，整件事的始作俑者，太府寺卿参知政事石越与皇帝陛下赵顼，正躲在琼林苑的行宫中一面喝酒，一面大失身份地算计着别人的钱袋。
“军资开放给民间竞标，固然会为朝廷节省更多的资金，但于那些商贾，也是极有利可图之事。”石越笑道，“因此臣已经规定，凡是参加竞标者，都必须交纳一百贯钱的入场费，以向朝廷证明他的实力。”
“一百贯？”赵顼吃了一惊，他并不是那种不知金钱为何物的君主，自然知道一百贯绝非是一个小数目。
“来竞标之人，自然都是家产殷实的，给朝廷贡献几万贯钱，权当替朝廷省下了组织竞标的开支，臣以为并无不妥。他们日后要赚的钱何止万贯？这样也免得有人进来看热闹，搞得乱哄哄的不好。”石越笑道，“此次成功之后，明年军屯之竞标，就会更有经验。”
“如此开源节流，明年虽有修路与军屯两项工程要做，军器监生产新式军器的投入也要加大，又少了许多免役钱、宽剩钱的收入；但若省下给辽国的岁赐，加上增加的商税与市舶务关税，撤并州县省下的费用，明年也许能净余五百万贯不止。”赵顼笑道。
以宋朝如此庞大的帝国，每年仅交到中央的税赋折成铜钱最低不低于六千万贯，省吃俭用能节余五百万贯，皇帝就已如此高兴，实在让石越哭笑不得。“陛下，待两三年后，财政好转，臣以为就应当减点税了，也让百姓稍得休息。”石越趁着皇帝高兴，进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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