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之后，曾布竟频繁来往于桑府，石越也回访过几次曾府。二人私交日见亲密，曾布对石越的才华、见识十分佩服，石越却是刻意要从曾布、王安礼等人身上了解王安石的为人与政见。但是每次长谈，都只能带来更多的失望。
石越小心翼翼地试探着提出关于新法的种种建议，曾布却似乎认为王安石的措施已经相当的完美，虽然对石越的建议表示赞赏，实际上却毫不重视。石越装作不经意地说起变法必然牵涉到多方利益，须审时度势，有时用猛有时用宽，宽猛相济才是上策，不料曾布丝毫没意识到石越是委婉地说他们推行新法过于“猛”了。石越又说起如何调和与旧党的关系，让新法顺利推行，曾布却认为只要用“征诛”之术，学习商鞅的果断与坚持，新法就一定能大行于世，又以为王安石和皇帝君臣相知，根本没有妥协的必要……
石越的心在一点一点往下沉。
新法的支持者们似乎普遍有一种神经质的反应——若有人提醒他们要小心奸人，他们马上就怀疑有人意图污蔑他们，找借口攻击新法；若有人说老百姓认为新法不便，他就说这是“流俗”，不必在意，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胜利；若有人说士大夫反对新法，他就说这是“顽固、迂腐、不读书”……总之，天下的道理一定是新党正确。
石越谨慎地判断着——他知道政治上的选择至关重要。
一次选择错误，终身皆有污点。轻易地投入王安石阵营，将来想反出新党，不仅旧党认为自己反复，新党也会认为自己是叛徒，打击起来必然更加不遗余力。
石越小心翼翼地伸出自己的触角，猛然发现自己碰上的东西很危险，立刻就机敏地缩了回来。一个曾布已经如此固执于新法的正确，号称“拗相公”的王安石又当如何呢？
也许曾布们不过是因为反对的声音太偏激而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旧党往往针对一些小事情就极力地扩大化，攻击到新法的全部，而新党由此也变得格外的护短，几乎任何来自新党之外的意见都听不进去。
如果自己进入新党之中，或者说话就更容易被接受，但是石越终于不敢冒这个险。将一切寄托在王安石是否采纳自己的意见这种未知之上，不是石越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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