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是个很严谨的日本人。
这从他的论文，尤其是写来的信件的字里行间能够看的出来，所有的数据都有据可查，所有的分析都在逻辑框架以内，说起来简单，但是，面对成千上万的信息的时候，还能做到这一点，堪称细心谨慎。
这也是少数杨锐喜欢的日本人品性。
做科研的，不管是什么品种的，最基础的就是严谨，尤其是合作做研究的，一个人通常是在另一个人研究的基础上做，如果遇到一个粗心大意的货把基础搞错了，后面的研究做的再漂亮都是错的。
遇到这种人，那真是想弄死一百遍再一百遍的。
日本人倒不是天生的脑袋里多一根弦，但他们全社会共同形成的欺负弱者的传统，至少增加了犯错的成本。
作为东大的教授，加藤不知道欺负了多少人，又被多少人欺负，才能坐上这个位置。
哪怕只看他前面的抬头，杨锐也相信他是不会犯低级错误的。
和这样的人讨论问题，至少不会白浪费时间。
杨锐和他有一封没一封的发着信件，讨论的问题局限在细胞膜方向，但也并不固定。
直到第二周，加藤送来一封电报，他们的对话频率才加快了。
发现杨锐不在乎电报费，对加藤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他发现杨锐的回答往往具有指导性，而且能直接用在实验当中，虽然少不了辛苦的工作和巨量的经费支出，但有交流总比没有交流好。
一来二去，加藤发电报的频率，简直如同过新年的小媳妇似的，一日三篇五篇的过来。
杨锐虽然不至于每封皆回，但他倒是每天都有回信，因为每次送来电报的，不是刘院长，就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人家都是看着他写好了回信才走，杨锐也不好意思继续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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