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尔斯在中国呆了一段时间，没有弗兰奇呆的久，但他自认已经是一名中国通了。
事实上，韦尔斯有意无意的与弗兰奇争夺着中国通的宝座。
中国将是一个巨大的药品倾销地，这样的结论，早在辛亥革命以前，就被西方认识到了。尽管无论是民国时代，还是80年代的中国都很穷，但穷困并不能抵抗疾病，价比白银的磺胺要用，价比黄金的青霉素要用，倾家荡产治病的满医院都是。
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意味着有众多的病人，捷利康在改革开放之初迫不及待的闯进来，自然是因为对中国市场垂涎欲滴。
这种时候，做一名中国通，不失为在公司内部上升的捷径。
只看弗兰奇最近一年的经历，有心人也能得到相似的结论。
作为捷利康中国区的中层干部，弗兰奇的身材比他本人更有名，但是，自从西捷工厂建立以后，弗兰奇突然就变成了捷利康中国分公司各个工厂里的常客，市场有问题了找他，生产有问题了找他，技术有问题了也找他，甚至连总部讨论到中国区问题时，也经常会提到弗兰奇的名字，以至于弗兰奇尚未在中国分公司完成任期，就被多次调回总部以备咨询，实质上，差不多等于是完成了地方分公司到总公司的跳跃。
至于现在，弗兰奇重回中国区，其身份地位已截然不同。
韦尔斯因为家庭关系，对香港有一定的了解，自觉有机会复制弗兰奇的成功。当然，仅仅复制他的路线是不行的，韦尔斯还想要超过弗兰奇。
对总部来说，他们只需要一个中国通，就像是他们对韩国通，印尼通，泰国通的需求一样。
前阵子处理西捷工厂的停工问题，对韦尔斯本是个极好的机会，然而，他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韦尔斯痛定思痛，决定放下架子，用华人大班的方式，与华人大班们谈话。
韦尔斯回忆着他所了解的华人，精心准备了一份礼物，就他所知，礼物是华人圈子的通行证，也是大部分东南亚圈子的通行证。
他特意买了一条瑞士产的手表，不是太出名的牌子，但也花了他200多英镑，可以说很拿得出手了。
晚上，在人来人往的餐厅，韦尔斯找上了杨锐，两人距离李章镇当日贿赂调查组冯组长的包厢，相隔不到两百米，而光线则是一般的昏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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