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0年代初到88年的这段时间里，一方面，物资市场变的灵活起来，如煤炭、金属、水泥、木材等物资，不再受到国家计委的完全管制，私人企业主乃至于国企都可以通过市场手段购买部分物资，国企也被允许自由的出售超产的部分，也就是说，一家煤炭企业的核定计划产量如果是100万吨，那国家就允许他将自己超产的部分加价卖出，从而提高了国企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受到管控的物资仍然是大多数，能够通过市场手段购买的物资，数量也受到很大的限制，毕竟，超产还是有一些难度的，核定计划产量也不是永恒不变的。
最重要的是，市场价格是比计划价格昂贵的。因为超产出售是一种奖励，要是卖的便宜了，企业何苦多做辛劳之事。
按照国家规定，市场价格最多允许比计划价格浮动20%。在前两年，浮动还是在20%的区间内进行的，但经过了84年的价格暴涨，基本上所有物资都顶到了20%的高线，甚至还会增加一些额外的费用，以多获利润，即使如此，也无法阻止购买物资的热潮。
所有企业都默认了价格暴涨的事实，并拼命的从价格双规中获得好处。
杨锐也不会默默的承受接下来的通货膨胀。
从他看过的不多的历史资料中，他能够查到85年的政策变化——1985年，国家取消了最高20%的限价规定，超产部分允许按照市场价格出售。
物资价格一飞冲天不是说笑的。
在这一年里，价格4000元一吨的铝锭，可以卖到20000元一吨，而且很难买到。
深圳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价格双轨制的不公平。因为给政策不给钱的原因，深圳能够从相差极大的价格体系中获得无尽的好处，在水泥、钢材、玻璃甚至纸张价格内外都有一两倍差距的年代里，创造财富已经变成了勇敢和敏捷者的游戏。
河东省自然也能看到价格双轨制的问题，他们甚至能够嗅到20%的限价取消后的物资飙升的局面，但能飙升到多少，就只能各抒己见了，即使是理论上知道所有信息的高层，或者专研于此的学者，他们的答案也是猜测。
做记录的干部用眼睛的余光扫了下自家领导杨峰同志，道：“我记录下来了，不过，计划内的物资有限，恐怕不能满足华锐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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