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药公司是世界上最肯出钱的一类公司。
自上而下的数，从辉瑞制药到莫桑比克贝拉制药厂，有一个算一个，在宣传营销、政府公关和法律安全方面的开支，都在各行业的前列。
简单来说，越是利润丰厚而名声不好的企业，就越需要大笔的额外开支，来维护本已崩溃的形象，保护脆弱的生态链，例如军火商、能源企业或者制药公司。
另一方面，公司的规模越大，跨国跨地区的程度越大的，也越是需要投注资源于其中。
可口可乐为什么愿意支付十数万美元给杨锐，做一个并不在他们计划中的投资？因为在他们的营销企划中，花费十数万美元而开一次会，做一个项目，实在是太平常了，即使是中国区的可口可乐公司，在找到合适的项目的时候，也愿意开销大笔的现金。
某些时候，这样的跨国公司会支付数万美元给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学者，以换取他的“仗义执言”，或者干脆就是一次面向不在乎人群的演讲。来回的头等舱机票与酒店费用，再加上讲课开支，足以令人咋舌。
制药公司的气魄就更大了。
当一家公司，平均每年要为各类诉讼支出数千万美元的时候，他们在维护关系方面的大方，比一家普通工厂的全年产值还要多。
有时候，为了一场关系到新药游说，制药公司能从口袋里掏出上亿美元来。
阿斯特拉也是世界有数的原创药公司，每年向瑞典政府缴税无数，一年卖药卖出来的营业额动辄数百亿元。
对这个级别的制药公司来说，他们首先需要关心的要点，就是药品的研发和新药的上市。
其实，比起小型药品公司来说，大型制药公司的研发能力不见得更强，他们最习惯的方式，仍然是购买小型制药公司的专利，并运用自己强大的营销能力和政府关系，将药品推介出去。
但是，药品专利仅仅是药品研发的一个环节而已。
到了阿斯特拉的程度，他们不仅要关心有什么新药出来了，他们还要关心，我们现在能做什么新药。
能做什么新药，取决于基础医学的开发和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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