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1月下旬，诺贝尔奖的气氛，在欧洲范围内，就开始浓烈起来。
其实，10月份的评奖是人气最盛的，种种猜想从八月份九月份开始，就像是连载的悬疑小说似的，开始出现在报端。像是日本媒体，在每年的10月份，就有一项持之以恒的活动，所谓的蹲诺行动。
日本自五六十年代，经济复苏，科技振兴之后，渐渐的就将诺贝尔奖当做了民族自信心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到评奖季的时候，各家媒体就会到那些预测可能得奖的人家里去蹲守，以期能够第一时间给予采访和报导。
最有可能得到诺奖的候选人，自然会得到最多的蹲守，尤其是国家级媒体的蹲守。相对没那么有名的候选人，通常就要由地方媒体来照顾了。
可以想象，这样的蹲守大部分时间都是徒劳无功的，但是，就像是节日抽奖一样，这样的行动是想停都停不下来的。村上春树一直没有得奖的原因，说不定就是怕寂寞呢。
而自英国向北，尤其是到瑞典丹麦和挪威的地界了，诺奖的气氛自10月份开始，就不再降温了，即使是圣诞节之类的日子里，一家人坐在一起，谈论的仍然是诺贝尔奖。
快到12月的时候，瑞典人的诺奖气氛更加浓烈，同样的，欧洲其他国家的诺奖氛围，也重新涌起。
最明显的改变是，从伦敦启程，杨锐和景语兰在机场就被连续升舱了。
化药振兴办公室购买的机票，自然是全数的经济舱。80年代的中国人出行，即使是领导干部，通常也没有要坐头等舱的概念，即使有，普通点的单位领导，其实也是舍不得的。
小金库里的钱虽然不能拿出来，但毕竟是自己用的嘛，同样的钱可以去考（旅）查（游）三次，一次用掉岂不是太浪费了，经济舱的位置挤一挤，几个小时也就到了，哪怕就是越洋飞行十几个小时，难道还比绿皮车更狠吗——早两年，闷罐车还大行其道呢。
对于刚刚获得了诺奖的杨锐，胡池等人也不觉得需要给予特别的对待，出国带队欧洲十国游了，还想怎么的。
就是胡池等人，也都是坐着经济舱笑嘻嘻的，并不觉得厅级干部坐经济舱有什么掉价的。
就正常的想法来说，能坐飞机已经很了不得了。
然而，欧洲人显然不是这样认为的，在第一次确认杨锐的身份之后，以后每次都会精准的认出杨锐来。如今坐飞机的人少，航司的执行能力显然更强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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