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第四师团的名声，中国军队早有耳闻，早在徐州会战期间，中国军队就遇到过一支“奇怪的日军”。当时，面对日军合围，李宗仁指挥四十万大军巧妙地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但中国军队突围后已是人困马乏，重装备也丢失了很多，战斗力锐减。在过鲁苏皖边境一条公路的时候，疲惫的中国军队忽然发现路上出现了一支装备精良的日军部队。
因为部队已十分疲惫，中国军队发现敌军后惊惶失措，混乱地离开公路撤向附近的山区。奇怪的是，过了很久都没有日军追来，中国军队的指挥官惊奇之余派人打探，却见那支日军丝毫没有追击的意思，相反，日军还在公路两侧堂而皇之地烧起饭来。这支奇怪的日军部队正是第四师团的南进支队。
由于刚刚跳出日军包围，形势仍十分危险，中国军队只好横下一条心，硬着头皮横穿公路而走，结果竟一路平安。事后，南进支队的部队长却以“严格遵守作战纪律”为由向上级解释道：“没有得到对中国军队进行截击的命令。”
第四师团虽说窝囊，但毕竟是甲种师团，老兵多。由于日军作战损失很大，急需补充老兵，便不时抽调第四师团官兵补充到其他师团。
当时，日军各部的临别致词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第二师团，战况较好时就说“武运长久”；情况不妙时就说“九段坂见”（靖国神社在东京九段坂）。然而第四师团的官兵告别时，却常说“御身大切”，翻译过来，即“保重贵体”、“身体最重要”，或者干脆就是“保命第一”。
第四师团为什么在日军中这样独树一帜、“弱”不禁风呢？对于第四师团的表现，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认为，这是大阪的独特文化造成的。
在古代日本各地，基本的社会结构是农民依附于拥有土地的诸侯（即大名），而诸侯服从于幕府将军（当时天皇是将军手中的傀儡）。这种长期不变的社会结构导致日本形成了上下级关系严格，富有服从精神的文化特点，也是二战中日本军队普遍狂热“效忠天皇”的心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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