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十年代，香港对于普通的大陆人来说，只是个停留在报纸上的名词。人们知道的最多的，恐怕就是在九七年华夏将收回香港，又或者是某家有个港澳的亲戚，回来的时候给了这家人一大笔钱，让他们盖上了二层小楼房，买了电视之类的。
“儿啊，好端端地干吗要去香港啊？听说那里的人给英国资本家剥削，个个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咱们去解救呢！”
钟建军想都不想，急忙开口说出一大堆道理，希望能打消钟石的念头。
“资本家？水深火热？”
钟石自嘲地一笑，随后他又意识到在自己老爸面前这样做是很不礼貌的行为，只好收敛了笑容，装出一副无知的表情，弱弱地问道：“那廖叔叔呢？他也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吗？”
一提到廖承德，钟建军迷糊了。按广播里宣传的来说，来自香港的廖承德应该是一副乞丐模样，哭着闹着要到大陆来，可事实上呢，廖承德一身光亮，还在县里的干部陪同下来到钟庄，派头大得吓死人。
可广播里说的也不可能是骗人的吧？
钟建军第一次对自己的世界观产生了怀疑。
“老爸，你这一套是从哪里听来的？”
见自己的老爸陷入了沉思之中，钟石等了半天，这才开口问道。他知道要让自己的老爸接受一套新的世界观，还需要点时间让他消化，所以也不急于说出这时大陆和香港的现实差别。
“广播里啊！”
钟建军摇了摇头，有些心不在焉地说道。这也难怪，在他形成世界观的时候，正是“特殊时期”的时候，广播里报纸上每天都在宣传时刻警惕资本主义的侵蚀，保护社会主义的成果。类似于“宁要社会主义一棵草，不要资本主义一根苗”的标语到处都是，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一切都抱有极大的戒心，连本是华夏土地的香港，也因为是被英国帝国主义统治，而躺着也中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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