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对于日本市场的虚假繁荣和不理性，很多机构都看在眼里，只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日本市场会转向，因此都在持币观望，希望市场尽早给出个提示。
这种情况下，一些针对日本市场的沽空工具就大受欢迎，特别是以斯坦利和古德曼两家公司推出的股指认沽期权大受欢迎，这些期权在世界各地热卖，继而更多的美国投行加入进来，看空日本市场的势力逐步增大，越来越多的资本涌了进来。
这种没有在交易所上市的投资品种实质上是个对赌协议，根据未来的市场走势双方就此博弈，最后通过合约上的内容支付相应数额的资本。
对于日本的保险业来说，他们需要新的投资品种来对冲风险，对于国家大投行来说，设计这些产品可以让他们大大增加销售收入，这看似是双赢的局面，实际是建立在一个脆弱的基础上，那就是标的的波动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换而言之，就是日本资本市场的波动不能过于厉害。
日本这个国家，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战败国，战后曾经有段时间被接管，后来重修了宪法，死死地遏制了军国主义，甚至连本国后来的军队也被限制在只能保护本土的这么一个角色上，因此在国际政治的博弈上经常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
很多岛国民族都有种明显异于大陆民族的奇怪心理，例如后世的韩国，就明显有种既自大又自卑的显著特点。而在日本这个国家，文化上也有明显的双重性，他们爱美又黩武、尚礼又好斗、喜新又守旧、服从也不驯，美国有位学者形象地将这种民族性格比喻为“菊与刀”。
这种性格也明显地体现在国家政策上，但凡日本觉得在亚洲有优越感时，就会积极地“脱亚入欧”，而一旦在欧美西方国家受挫的时候，就总爱以一副亚洲老大哥的姿态来“教育”某些新兴的亚洲国家和地区。
八九十年代，正是日本经济空前繁荣、自信心空前膨胀的时候，甚至有一段时间，连美国都觉得日本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它的世界霸主地位，在美国的学术界和工商界，这种思潮非常普遍，也直接影响了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
从八五年的广场协议开始，欧美一些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不断给那些新崛起的新兴势力设置障碍，例如逼迫日元、马克等货币升值，通过协调国际政策同时调整美、日、德三国的利率，在国际清算银行中做出新决议，以此来限制具有国际业务的日本超级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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