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演变空间中中华的诸多历史线上，都显现了天子盟众多社团的一个特性，从这些个特性可以摸到这些强势历史线的规律。首先所有的历史线的中华都用了自己的办法进入工业化。中华文明这个勤劳的性格进入工业化其实是必然的。
对于中华这个国家，只有工业才能强国，但是发展工业必须保障一个前提，稳住农业才能建国。中国不是欧洲分裂的那种状态，欧洲一个国家农民不稳，比如说法国农民起义，这波农民是绝对不会流窜到意大利发展壮大。民族主义下，在掌握国内舆论的贵族引导下，“你个法国的刁民敢到意大利来，我们贵族老爷会领导意大利人民阻止你。”甚至几十个欧洲贵族国家还会联手干涉法国农民起义。
至于东方就不是这样，陕西米脂县的闯王窜到河南，双方没有民族隔阂。那个规模，直接让明帝国内部崩盘。所以西方的农民大起义，由于民族隔阂是得不到全欧洲的响应的。但是东方的农民大起义就是另一个级别。不把农民这个矛盾解决了，你再怎么工业党方向正确，在实际操作中上千公里国土上分布的农民，就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如果不解决该问题，就会彻底拖垮你这个国家的组织力。
稳住农业，怎么稳住？这不是主义问题，而是一个经济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需要钱的。同时发展工业强国也是需要国家物资注入的。
这就陷入了一个矛盾，在发展工业初期，一方面工业需要养人口，工业在初期实验过程中，在生产上恐怕只对军事有效果，对生产上是消耗大于产出。所以在初期你投入国家力量养工业人口，其实是在农业上刮油。对于这个问题，享受太平盛世歌舞升平的士大夫的选择是休养生息，不进入工业化，或者是非常缓慢的朝着工业化发展。
当然有了外部刺|激，当欧洲国家得到东方技术灌输后，开始工业化的时候，东方的有志之士，只要在东方遭遇一次失败后，就会立刻发动工业化。至于清朝为什么没有出现这个情况，纯属是清朝小族统治大国，在领导人口数十倍与自己的汉族，原本就有一种不安全感。而工业大革命这种全国崛起新兴力量的运动中，清朝领导人害怕自己驾驭不住，害怕变革的不稳定影响自己的统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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