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晚饭买回来了，给楼上打电话，理化室主任说正在做实验，一会儿再吃。
“试营业”半个多月，周素英已习惯他们一进实验室就不会轻易出来的工作方式，同老帅及值班民警一起先吃。
支队没食堂，值班时已成家的技术民警从家带饭，没成家的技术民警吃晚饭时在斜对过交警队食堂多打一份，留着夜里当夜宵。
吃冷饭菜对肠胃不好，支队专门采购一台冷藏柜和一台微波炉，值班民警什么时候肚子饿，什么时候拿出来放进微波炉里热。
等了一个多小时，周素英再次给楼上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位痕迹工程师，说正在忙，再等一会儿。
这么等要等到什么时候，要是“老帅”没来周素英会闷死。
楼上紧张的做实验，楼下工作同样紧张。
“老帅”破案心切，把曾经部下的办公室当成他的专案指挥部，电话一个接着一个，有给他的老领导打的，有他曾经的部下田国钢打进来的。在海员俱乐部工作过的人员名字，不断汇总到白黑板上。
十一年时间，海员俱乐部、港务局、南港乃至整个国家发生翻天覆地变化。
曾红极一时的海员俱乐部，经过一次又一次改革、改制，从当年南港最高档的涉外酒店，变成了一家港务局职工办喜事都不太愿意去的普通饭店。当年的工作人员，有的调走，有的下海，现在能联系上的只有四个。
韦国强坐在椅子上，凝视着一个个名字：“当年我们仔细勘查过现场，方圆一点五公里范围内组织警力地毯式搜寻过，找血迹、脚印、车轮印，确实没发现围巾。询问海员俱乐部工作人员，他们一样没提到围巾。后来去市委机关宿舍找线索，李秘书打开书桌抽屉和衣橱让我们看了看遗物，宿舍很小，那时候什么条件你知道的，没多少东西。可能涉及隐私，也可能想留下一点念想，李秘书只允许在宿舍看，不许我们带走任何东西。市委机关宿舍不是其它地方，要注意影响，不光李秘书在，市委许秘书长也在。流水账当时翻看过，时间太仓促，没注意到围巾这个疑点，就算注意到也可能会以为在衣橱或箱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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