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那场黑死病，消灭了当时八千万欧洲人之中的大约两千五百万，全面熄灭了欧洲各地的战火——原因是没有足够的健全男人补充军队。给欧洲带来了难得的和平：虽然这和平比战争还可怕。”
站在拉文克劳塔楼的楼道露台上，望着窗外纷纷扬扬落下的鹅毛大雪，王秋一边看着智能手机里储存的资料，一边对李维如此侃侃而谈，“……除此之外，这场黑死病的浩劫，也给中世纪欧洲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科技都造成了剧烈的冲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许多学者把黑死病看作欧洲社会转型和发展的一个契机。它就像毛虫的结蛹，虽然痛苦，但待到破蛹而出的时候，就能蜕变为华丽的蝴蝶！
在黑死病之前的中世纪欧洲，领主们的土地由他们的农奴来耕种。农奴们携家眷居住在由芦苇、草皮和泥土搭建的茅屋所组成的小小村落里。房屋里的地面铺上树叶和干草，房屋中间用石头垒出一个点篝火的平台。因为没有窗户或烟囱，生火产生的浓烟通过房顶的孔洞或者敞开的门释放出去。屋里的家具就只有一张简单的桌子，几个凳子，一个储物箱，和几张大木板拼凑出来的床铺，或者干脆直接睡在草堆上。每个茅屋旁边都有一小片自留地，可能还外加鸡圈和猪圈，附近的小河里还养着鸭和鹅。大型耕地动物如马和牛由全村的农户分享使用——这基本上就是绝大部分中世纪欧洲农村的通常面貌了。
这种中世纪的村落大多围绕着一大片土地而修建，土地属领主拥有，由农奴们负责开垦耕作。领主们住在具备防御功能的大型庄园或城堡里。农奴们为领主艰辛奔波，自己的衣食毫无定数，每年税务的多寡有时只在领主一时的兴致而决定。领主们还主宰着这些可怜的不识字的农民们的司法权。教会和领主垄断了绝大部分的经济和武力，农民的任何反抗都毫无意义，他们之中的幸运儿或许可以改变自身处境，比如纠集一帮暴徒打下某座庄园，然后摇身一变成为主人，但对于整个社会秩序而言，一切都没有真正的变化。
虽然一部分城市居民已经摆脱了封建制度的束缚，但鉴于这个时代可悲的城市化水平，至少超过百分之八十的欧洲人，依然生活在领主们无孔不入的完全掌控之下，一代代重复着一成不变的艰苦生活，看不到任何变革的希望，只能用宗教麻醉自己——事实上，在二十一世纪的印度农村，差不多也是这样的状况。
这是一种沉闷而死寂的社会，犹如一团黑暗的泥沼，除了少数坐享其成的剥削者，大多数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只能在绝望之中挣扎，只求能吃上一口饭，活得像狗一样卑贱，像猪一样浑浑噩噩。社会的发展已经进入瓶颈，人口膨胀的压力吞噬了可以用于技术进步的资本，但当权者却本能地敌视任何变革。想要推动这个停滞的社会继续前进，打破旧时代的桎梏和枷锁，就需要一场铺天盖地的红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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