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的二月末，韦泽接到了王士珍的信。托了航空快件的福，也因为北京比南京更接近西域省，所以信只比电报晚了三天就抵达目的地北京。
王士珍已经用一封文字不多的电报告诉韦泽，匈牙利的革命局面并不好。作为农业地区的匈牙利人民的确对现在的政权存在诸多不满，但是匈牙利此时正处于一个工业化的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速度还行，人民的情绪仅仅存在于不满这个阶段。
信里面的介绍更详细，王士珍在厚厚的一叠记录里面把他在匈牙利首都的经历讲述一番。这个国家工业资产阶级开始尝试夺取在政府当中的主导权，但是又和传统贵族阶层有盘根错节的联系，所以倾向于改良模式。至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那帮家伙，自己都认为自己“应该”属于贵族和上等市民阶层一派，实际上他们根本没能混进统治阶级的行列。
至于那些“进步学生”，王士珍的评价是“送去战场都是炮灰，我实在是没勇气对他们委以重任”。韦泽看完之后很想笑，这种局面对王士珍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对于韦泽则是“昨日重现”。欧洲面积1000万平方公里，物产丰富，人口最多时候也不过三亿多人。和亚洲比较绝对属于“地广人稀”。社会压力当然有，甚至很激烈。不过远没到中国那种程度。在民朝吞下北美出口粮食的地区之后，国际粮价很稳定。匈牙利属于欧洲粮仓类型的国家，日子过得去属于正常状态。
让韦泽在意的是欧洲的革命水平。虽然欧洲诞生了马克思主义，但是欧洲对革命的认识水平相当有限。或者说正因为欧洲的经济水平比较高，所以想让欧洲革命，真得有种“利不百，法不变”的意思。
难道是恩叔感到绝望了么？韦泽忍不住猜测起恩叔指出匈牙利的打算。但是他也不想多考虑这些有的没的，韦泽就给王士珍发了个电报，要他继续收集情报，看看有没有值得联络的革命势力。把这件事处理之后，韦泽就在常委会上询问了包括金融部门在内的情报搜集机构，有没有建立起更加系统的情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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