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汉朝虽然继承了雍的制度，尤其是法律，几乎原模原样地继承。但或许是因为汉的王室出身低贱，故而很清楚要如何收买百姓之心，虽然律法里也规定有功受赏，有罪受罚，但汉却开放了昭襄王宁愿饿死百姓也不愿意开放的苑林，让农夫开垦土地耕种庄稼，为此获得了都城百姓的赞誉，汉王室在民间积累的人心，由此而始。”
“不但如此，汉的第三位君主文王刘恒，还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减嗜欲，不受献，不诛亡罪。通过这种种手段，继续收买人心，以至于短短数十年间，汉室在民间的威望已经牢不可破，哪怕后世子孙如何败德，都维系了四百余年，甚至能在被权臣篡夺之后再度兴起，这固然有形势的原因，但也是因为天下思汉，不忘其德。”
赵无恤以汉文帝为例子，讲述君主如何通过施得，让自己看起来有人情味，从而收买人心。
“作为君主，维护律法固然重要，但千万不能彻底站到法理一头，将自己与律法等同，而摒弃了一切人情，从而失去了民心。”
秦的亡，一定程度上是历代国君都是死脑筋，过于注重法，却忘记了必须与法结合的术、势。昭襄王和他的后代们这种薄恩寡幸的做派，亲手把自己推到了百姓的对立面，到秦始皇时更是登峰造极。随着天下一统，促使军功贵族进取的渠道也没了，纯粹的霸道终究无法长治久安，这时候不知变更制度，而是变本加厉地严刑峻法，用这种态度去追求万世之治，无疑是缘木求鱼。渐渐地，百姓痛恨的不再是一两个地方酷吏，而是这法律本身，乃至于成了法律化身的皇帝，当“诛暴秦”的口号被喊出来时，这个政权距离完蛋就不远了。
汉建立之后，改变了秦朝的“纯法”政治，一方面强调法在稳定社会秩序、巩固王朝统治上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十分强调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力图以“父子、夫妇、尊卑”的血缘关系作为皇帝“家天下”的现实基础，在平息民间矛盾，维护等级秩序上是十分有用的。
赵恒有些顿悟，问道：“父亲的意思是，在律法与舆论有冲突时，应该站在民情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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