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体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实行了一个半世纪的基本政治制度，按照宪法规定，国家的最高权力是掌握在人民代表大会手里的，而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人代会主席，政协主席，军委主席等等重要的政府要员都由人代会选举产生！
这是一种很特殊的政治制度，而在中国也成功的应用了一百多年，但是，人代会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比如人代会本身就是一个利益团体，而对于一个完善的国家政治体制来讲，利益团体代表的应该是占绝对多数的公民，而不是一小部分人。但是，人代会本身就是一个只代表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团体，那么在这个制度的背后，是无法避免腐败的，至少无法避免在利益问题面前的政治妥协！
虽然，中国在努力的建设自己的民主体制，但是选来选去，最终确定的还是全民选举制度本身才是代表了多数人利益的政治制度。而全民选举制度本身就是将一个阶梯型的权利机构转变为直线型的权力机构，即放弃层层筛选的办法，由全民选举直接产生国家的领导团体，而不是又选举出来的代表再一层层的来构筑权力机构的金字塔！换句话说，全民选举本身就将政府与公民的利益联系在了一起，而不是需要中间多层选举机构来维持！这样，政府的行政措施才能够更直接的反应公民的需要，而不是将公民的需要转化了多次之后，才传达到政府的手里！
显然，在一百多年前，中国不具备有这个基础，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容许这么做！首先，为了维持中国的稳定与发展，中国是不可能出现西方世界那种多党派的选举制度的，因此缺乏竞争的基础。其次，中国的实际国情也决定了一点，在一百多年前，当中国的经济还没有如此强大，国民素质还没有能够全面提高的情况下，全民选举就意味着舞弊与混乱，这并不可取！所以，即使大部分中国人早就渴望能够用全民选举来决定他们的领导人的时候，这条路却走了一百多年，中国人也就等待了一百多年！
这一百多年准确的说，不是等待，而是在为真正的民主制度创造基础！从王一林时代开始，中国就一直将重点放在了经济发展上面，道理是很明显的，如果没有发达的经济，那还怎么谈得上民主！在人权与生存权之间，生存权自然高于人权，而中国政府首先做的就是保证每个人的生存权，让所有人都能够过上好的日子，让经济问题不再成为每一个中国人担心的问题，让生活的压力不再榨干每一个人的精力的时候，才有可能说别的问题！虽然这种经济至上的理论引起了很多人的争议与反对，但是历史证明，这是正确无疑的，只有经济发达了，才能够保证国家强盛，也只有国家强盛了，才能够增强国家与民族的凝聚力，而也只有当一个国家与民主的凝聚力足够强大的时候，才能够进行根本性的政治改革！
经济发展的另外一大好处就是国民素质的提高。设想一下，在21世纪之前，如果中国搞民主革命的话，那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呢？以当时的中国公民的素质，恐怕这只会变成一个天大的笑话吧，在数亿农民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数亿城市居民的生活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解决，国家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等基础事业方面都还没有实现稳定的情况之下来推行民主政治，这就是在拿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开玩笑！而只有经济发达了，人民的素质才会跟随着提高，而也只有普通的民众素质提高了，才有民主的基础！
可以说，在这条道路上，中国人一百多年时间的准备工作是相当充分的，也正是有了这么充分的准备工作，前面数代领导人艰苦卓绝的努力，当问题最终交到了柯敏明手里来的时候，中国已经具备了推行民主政治的基础，也就具备了进行民主政治改革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在国家权力机构内，而是在民间，在每一个老百姓的心里！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柯敏明提出了民主政治改革方案的时候会受到老百姓的普遍欢迎，超过85％的人赞同进行这一改革，而反对者却寥寥无几！
当然，任何一场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就总会触动到一部分既得利益者的根本利益，不然那也不叫改革了！但是，改革本身就是剥夺某部分既得利益者的权力，将利益进行再分配。因此，改革是要遇到阻力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即使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时，也不是一样的遇到了种种阻力吗？其实，将当时的改革与柯敏明此时推动的改革对比一下，就能够发现这两次重大的改革之间的共同点了，虽然两者针对的是经济与政治，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但是其根本点是相同的，即普遍的群众需要，是改革的真正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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