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穿越者附身的君士坦丁十一世皇帝看来，他的臣民们宁可亡国也不肯稍稍修改信仰的做法，简直是不可理喻，自掘坟墓——东正教和天主教毕竟只是基督教的不同分支，而城外的土耳其人却是真正的异教徒——如果罗马的教皇不肯卖力组织援军的话，孤悬敌境的君士坦丁堡根本连一丝幸存的希望都没有。
当然，教皇本身是没有多少军队的，但他可以发动教会的力量，号召欧洲贵族再次组织十字军东征，还可以用维护基督信仰的大义名分去逼迫热那亚和威尼斯，让这两个海上强国拿出血本来支援君士坦丁堡。
但问题是，欧洲的中世纪是一个宗教气息极为浓厚的时代，人人都以坚持信仰与传统为荣，以最微小的离经叛道为耻。即使在相对文明开化的东罗马帝国也是如此。对虔诚的东正教徒和神职人员来说，尘世的生活不过是彼岸生活的前奏。即便国家灭亡，也是上帝对人间罪愆的惩罚，人们必须坦然以对。
更要命的是，远在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基督教的先知们就早有传言，声称罗马的国祚不可能永恒持久。这种基督教的末世论，在中世纪是如此的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相信“敌基督”终有一日将会出现，末日审判根本无法避免。在过去比较早的时候，东罗马帝国的臣民大概还坚信君士坦丁堡得到圣母玛利亚的保佑，绝对不会沦落入异教徒之手。而如今这份信念也动摇了。在虔诚的信徒们眼中，向西方拉丁人的“异端”教会屈膝投降，对他们而言既谈不上灵魂的拯救，也不能扭转世界毁灭的命运。
——纵然这次以背叛信仰为代价，从西方求来了援军，解除了土耳其人的围困，那么下次又怎么办？
因此。假如皇帝为了世俗世界的一时安定，而要他们牺牲信仰，玷污灵魂……这是绝不可接受的！！！
另一方面。在东罗马贵族的记忆里，当初西方人第四次十字军在1204年背信弃义的卑劣行径——不去打伊斯兰异教徒，反而掉头攻占君士坦丁堡。让东罗马帝国在政治版图上消失了半个多世纪——迄今还历历在目，而这些欧洲骑士对东罗马帝国的横征暴敛、烧杀掳掠，甚至远比土耳其人还要更加的野蛮和残酷。如果要他们选择的话，真的是宁可被土耳其人征服，也不愿意再次看到西方十字军入侵。
所以，即使君士坦丁十一世对援军的渴求已经到了饥不择食，甚至不惜饮鸩止渴的程度，他也没办法悖逆绝大多数臣民的心愿，硬是把东正教会打包卖给罗马教皇，换取一支未必能及时赶到的西方援军……
唯一让皇帝感到欣慰的是。在这种穷途末路，前景黯淡的情况下，城内居然没有出现通敌卖国的背叛者。而且，土耳其人的大军压境，反倒是促成了这个微型帝国内部的团结——虽然对前途感到绝望。但此时依然坚守在君士坦丁堡的军民，倒也不愧为这个世界上最后的罗马人。即使是在皇帝眼中有叛徒嫌疑的东正教会，在此危难之际也鼓起了最后的勇气，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城市防御准备之中。
在帝国宫廷和东正教会的全力鼓舞之下，利用土耳其人主力尚未抵达的空隙，城中居民无论妇孺老幼都被动员起来。协心齐力地维护和加固了城墙，并清理了护城河。君士坦丁堡全城所有能够战斗的成年男子，都被组织起来参加军事训练，并且细致地划分了防区与预备队。为了筹措必要的军费，不仅皇帝陛下本人已是砸锅卖铁、破家为国，城内的东正教会、贵族富商、一般市民，甚至就连来自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外国侨民，也纷纷为捍卫“基督教世界的东大门”而慷慨解囊，最后募得了一笔相当可观的金钱。不过，准备一场战争的各项开销实在浩大，因此君士坦丁堡的城防军费依然显得捉襟见肘。况且，土耳其大军的合围封锁在即，东罗马帝国即使凑到了钱，也未必能赶在开战之前买到足够的军械和物资。
总之，跟崇祯皇帝在1644年吊死煤山前夕，北京城内的权贵外戚人人忙着找路子投靠李自成，守城官兵一个个开门迎贼的凄凉场景相比，1453年的君士坦丁堡已经完全称得上是众志成城了。
所以，虽然对东正教会的不合作感到十分沮丧，但在这场新年御前会议的最后，君士坦丁十一世还是勉强打起精神，发表了一番热情洋溢的即兴演讲。
“……诸位亲爱的勇士们，诸位忠诚的大臣们，罗马帝国的命运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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