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余杭钱如益自动将田产造册上呈之后，整个余杭的厘定田亩进程便渐渐加快了起来。先是钱如益的密友柳入道采取了相同的措施，然后又是两家的姻亲继而跟上，到了十月末，余杭的过半大户全都咬咬牙跟进。当然，他们也不是全然没有收获的。至于这收获的来源，自然便是来自刚开张的钱庄了。
在筹备了近三个月之后，杭州和其下辖七县内一下子开出了七家大观钱庄，每一处都是开在州县之中最显眼的位置。开业的那一日，杭州城内是高俅亲自去捧的场，至于其他各县则是那几个县尉出席，场面异常隆重。
早在开宝三年，宋朝便设了便钱务，商人入钱者至便钱务陈牒，即日辇至左藏库，给以券，令诸州在商人凭券至的当日给付，不得拖延，违者科罚。至道末，商人便钱一百七十余万贯；天禧末，增一百一十三万贯，达到了近三百万贯，那时朝廷的信用相当高。而自从蜀中用交子之后，大宋几代君王为了填补国库的巨额缺口，交子的发行量一届比一届大，而政府信用则一日比一日低，最后到了人们谈交子而色变的程度。
因此，钱庄虽然也设汇兑业务，却并非完全将它当作业务的最中心，而是以放贷和存取为主。按照一向的惯例，汇兑者每贯钱付息钱三十文，而高俅则把息钱降低到了二十五文，虽然只是五文的差额，却已经吸引了不少商人。而放贷则全凭抵押物估价，例如田产房产等按照五等估价，金银首饰等按照实际价值估价，一旦逾日不还，则收回抵押物。其他诸如为借贷人设置额度的做法，则大多数由高俅按照现代信用制度，再由几个经商数十年的老手一一裁定，其中甚至还设置了青苗钱！
在宋朝的这个时候，除了放贷之外，钱款不管存在哪里，都是不可能变出新钱的，正因为如此，当得知存入一贯钱一年能够有一百文的利息时，不少人都大为惊叹，但是，去存钱的大多都是家境中等的人家。这些人的钱不够放高利贷，放在家里又没什么用，一听说有这样生钱的去处，全都把钱存了进来。而大观钱庄所定的借贷每贯钱每年二百文的利率，又让不少人心动不已。当年王安石变法所定的青苗钱利率也是百分之二十，若不是因为各地官府为了放青苗钱而硬性摊派，这样一条良法也不会那么快被废。
然而，在八家钱庄生意红红火火的时候，却也有人在背地里咬牙切齿，其中最最恼火的就是那些放高利贷的富民。高俅下江南之后，各色人等都受了不小的好处，唯有他们所受冲击最大。原因很简单，厘定田亩的时候，他们中间那些因进纳补官又从中操作的人全都被挑了出来，而且名字全部上了各处招贴的榜文；在此次钱庄开张之后，他们的高利贷又丧失了大部分市场。既然有利息更低的贷款可以考虑，谁会没事去借高利贷？除了那些穷得没法的赌徒，就连农户也会想方设法到钱庄去贷上几贯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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