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当然是君主集权制的国家，但并不意味着，这个朝堂便是皇帝一个人的一言堂，尤其是当如今的顶顶上头的三位基本上是一个铁三角的情况下。而除了那三位之外，政事堂的宰相们拥有极高的权力，他们掌握了出旨、封驳和执行的大权，直接面对其下无数各司其职的官员。
虽然长孙无忌的死、李义府的流放曾经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宰相的话语权，但这种状况并没有持续多久。宰相在面圣的时候可以安然入坐，而不用费力地站着；群臣在朝会的时候可以耿着脖子各抒己见，而不用诚惶诚恐跪在地上；只要你识字的话，下至庶民皆可上书言事。
这是一个繁荣的年代，只不过繁荣背后总有佝偻的身影，总有挥之不去的危机，这是每一个繁荣的时代决不会缺少的弊病。
府兵制的败坏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所以，从上至下的上书言事中，提出这一点的不在少数，这其中就有老事重提的刘仁轨。他人不在洛阳心却在洛阳，一份长篇大论的奏疏直接飞入了东宫李贤的案头。李贤虽然对老刘头的执拗始终有些发怵，但人家的建言是另外一回事。
早在昔日还在百济的时候，刘仁轨就曾经提出过府兵制和临时募兵制的弊病。正所谓贞观永徽年间，这但凡战死者，都有敕使吊祭，追赠官职，将亡者官爵再荫及其子弟，而自显庆五年之后，征役身死，官府再不过问。不但如此，外出打仗的府兵就连衣物都不齐备，功勋更是几乎从来落不着。
就拿上次最后一次东征高句丽来说，要不是李贤突发奇想跑过去溜达了一圈，只怕更有无数军士的功劳就被硬生生昧下了。
老刘头的意思非常明确——募兵，再不募兵，大唐以后便无兵可用。打仗就得用职业化部队，这样才不至于让农田缺耕，百姓流离。而且若是训练得好，一支二十岁的职业化部队少说可以用二十年，而且可以免去征发之苦，这一路上更不会对州县造成麻烦。
“知我者，老刘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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