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依1842年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上海在1843年辟为五个对外通商吕岸之一，英国、美国和法国陆续在上海设居留地——租界，太平天国时期，上海租界成立自治机构工部局，从事实上演变成独立于清朝行政和司法管辖权外的租界，此后上海形成两个租界与中国地方政府分割管理的局面，开埠后的上海迅速成为亚洲最繁华的国际化大都市，被称为“十里洋场”、“东方巴黎”、“魔都”、“远东第一都市”，可以说，正是租界成就了上海的繁华。
而对于中国而言，租界的存在却是极为复杂的，正如那些丧权辱国的条约一般，这些丧权辱国的条约更像一把双刃剑，在造成巨大伤害的同时，也带来许多积极、进步和正面的作用。而租界号称国中之国，清王朝的军警不能直接进去搜捕罪犯、取缔革命团体、查封鼓吹起义的报纸，看似侵犯了主权，但在另一方面，又保护了公民的人身自由、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同样，巡捕房也不能随便捕人，更不能禁止办报、结社、罢工和游行示威。中国人终于开始明白，世界上还有一种权利，叫人权，这东西，比护身符管用。于是，一批批革命党都住进了租界里，以至于凡有租界的地方，必定有革命党的领导机关。
租界，遂成为中国革命的另类根据地，通过租界这扇窗口，中国人还接触到许许多多包括经济、文化和科技等方面的西方文明。为闭塞的中国打开世界之窗，给专制的中国撒播宪政的种子，这，就是租界的作用。
道光二十五年，应英国领事巴富尔要求，在租界内设江海北关，输向外轮征收关税等事，由江苏省苏松太道兼管，咸丰三年，英人趁小刀会起义之机控制江海关，次年上海道吴健彰与英、法、美驻沪领事签订协定，参由三国各派税务司一人，掌管江海关，同年七月，少关税务管理委员会成立，开外国人直接管理中国海关的恶例。
位于上海外滩的江海关，在某种程度上，见证了外国人管理中国海关这一段历史，见证了中国如何一步步失去海关权力。
在江海关税务司办公室内，此时梅乐和却在那看着一份从京城海关总税务司公署发来的电报，电报中提到国务院于今日颁布了《财政部关务署主管各关组织章程》，在财政部设立关务署，专司海关的行政管理，关务署设署长一人，秘书两人，科长四人，科员、雇员若干，设总务科、关政科、税务科、税则科，署长“承财政部总长之命，综理本署事物，监督本署职员、总税务司、全国各海常关，监督内地税、关税局长官及所属职员”，并且“关务署最要事项，应行呈由财政部总长核定”，“任免关监督及本署职员”都必须由财政部长首肯，同时规定各海常关设监督一名，监督指挥所属职员输关务，各海常关监督所属各分关，设分关长一名，承关监督之命输分关征税事务，各海关监督署所属的秘书科长、分关长等职员统由监督委任，呈报关务署务案查核即可。
此时，虽说只是看着这份内容极为简单的电报，但梅乐和还是能够想象的出，安格联总税务司在得到这个消息后，早已习惯了以专横跋扈对待中国政府的他会何等的愤怒。
现在国务院实施的这个改变，却是把海关作为财政部的一个部分而置于自己的管辖之下，从而改变过去那种由总税务司管辖全部海关事务，中国政府无权过问的局面，同时也正式从法律地位上确立了中国政府对海关的管辖权，如果这一改革能够得已实施的话，那么海关和总税务司的权力便会有所削弱，按规定只负责掌管征税事务。
“这是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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