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致远搭乘‘同心号’巡洋舰返回连云港途中，日本地中海派遣舰队鸣二十一响礼炮相待！”
在京城北沟沿胡同23号，看着报纸上的日本舰队行二十一响礼炮的新闻，梁启超整个人却是一愣，在愣神之余心下却是涌起一阵强烈的不安感。
两年前，熊希龄组阁，梁启超入阁做了司法总长。入阁之初，他还存着一番志向，试图制定一个司法制度，将从未有过严格法律意义的中国司法引入正途，准备大干一场的他，开始着手整厘法律，参考日本以及欧美法律制定中国现代法律条文。
同时在进步党成立之后，梁启超被选为理事。自袁世凯登上大总统之位的第一天开始，梁启超和他的进步党同仁们，一方面不遗余力地颂扬“开明专制”，强调一个高度集权的“开明大总统”对新中国的前途是如何地重要，如何地性命攸关；另一方面则不遗余力地诋毁革命党、诋毁革命，革命党成了梁启超的语境里的“暴民”，“革命亡国”之说一时间甚嚣尘上。由于梁氏及其进步党同仁们的宣传，民国二年、三年间，“革命”简直成了一种原罪。
固然，“开明专制”在梁启超等进步党人的鼓吹下，在“在民二叛乱”之后，成为现实，可随后，国民党遭解散、议员被收缴议员证，这在鼓吹“开明专制”的梁启超眼中，这个局面却又令他极为很痛心。
国会是两党组成的，不能一党唱独角戏，没有了国民党，进步党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果然，国民党籍议员被取消后，国会开会不成，很快就解散了。进步党失去国会之后，也就明存实亡了。
后来熊希龄辞职后，他也跟着辞职了，和很多人一样，梁启超离开了京城，不过与那些倾向于革命党人的人不同，他没有前往上海，而是前往天津，入住天津租界，而袁世凯则改任他为币制局总裁。这更是一个有名无实的职务，月支五百大洋。事实上，这勉强算是袁世凯对“功臣”的回报。
不过去年年底，袁世凯在发布国会重开的命令之前，首先给梁启超来了一封电报，随后又派人带着他的亲笔信前往天津请其来京，以其来京之后，两年未出中南海的袁世凯亲自前往火车站迎接其回京。
一切的尊荣可谓是应有尽有，可来到京城的梁启超却知道，袁世凯之所以对他如此厚待，原因非常简单，他需要国会、需要进步党，所以也就需要他梁启超，固然鼓吹“开明专制”的梁启超赞同“开明专制”，但他更为赞同的却是“在宪政制约下的开明专制”，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和袁世凯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决裂了。
不过对于梁启超而言，他却把此次返京作为机会，一个重新将中国拉回“宪政”的机会，所以，在袁世凯三番邀请之后，他来到了京城，继续当他的进步党理事长，甚至还指导进步党参与此次国会补选，只不过因为“国事研究会”，尤其是国社党的强力竞争下，进步党只赢得了可怜的13个补选席位。
不过对于这些结果，他并不觉得意外，唯一让他意外的是，国社党竟然全面击败了国事研究会，尤其是可谓是国民党大本营的广东省，国事研究会是两席之差勉强赢得省议会选举，但在国会参众议员选举上，国社党又领先于国事研究会，这不能不说是意外。
“中国由此将显宪政之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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