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五年的晚春，尽管春光明媚，但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个春天似乎并不怎么明媚，甚至还带着几分“酷寒”，尤其是对于上海租界内的大亨而言，就是如此。
自1844年上海开埠后，数以十万计的在本国穷困潦倒的西方冒险家，流浪到开埠不久的上海滩淘金，上海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冒险家的乐园，在这些人中，有人穷困潦倒的离开或是死于上海，同样也有一些人，从穷困潦倒摇身一变化为巨富。
对于这些西方冒险家，尤其是对于来自伊拉克的犹太人来说，上海成就了他们的财富，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这些犹太人借助“洋药贸易”积累了数以千百万计财富，随后通过支持租界当局越界修路的扩大租界，从事房地产投资生意，凭借着租界的特权以及只租不售的投机手腕，诸如沙逊、哈同、海亦姆、马登、麦边之类的犹商财团获得了外界难以想象的巨额财富。
而这些犹商集团的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投机性较强的金融、贸易和房地产方面，对工业和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明显不足，这一方面是犹太民族经商传统和自卫特点使然，但也是因为这些犹商在上海经济活动方面，本身就是出于一种掠夺性。
而这种性质对近代上海经济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如犹太人的房地产经营虽然对近代上海土地资源的开发带来了现代化的观念和手段，促进了上海城市的繁荣，但频繁交易中形成的悬殊的地价等级也导致近代上海房地产价格的暴涨和城市面貌的畸形发展。
不过，在过去的一年间，房地产对于上海来说，至少对于上海的外国洋行而言，却是昨日黄花，首先是中央政府通过法令，禁止各地租界越界修路，而在去年，甚至通过中央派出军队强行收回民国元年后，公共租界工部局越界修筑的窦乐安路、施高塔路、赫司格尔路、白保罗路、狄思威路、白宝咱以及欧嘉路的延长部分，同时亦收回法租界公董局越界的宝隆路、祁齐路、福履理路、贾尔业爱路、恩理和路、古拔路、拉斐德路、马斯南路、高乃依路以及莫利哀路，当然收回的这些界外路都是中央未予承认的路段。
由于强行派军进入越界地区，甚至曾引发了外交危机，而面对外部压力，政府不仅收回路段，还在谈判期间，以“非法建筑”为名没收了这些越界路段上的全部建筑，从而造成上海洋行损失多达数亿元之多，但最终，面对上海等地掀起的“游行浪潮”以及中国政府的强硬，尤其是两艘战斗舰派往吴淞口的现实，各国公使租界当局最终还是做出了让步，在这些外国公使们明白“不能用旧时眼光考量中国政府”的同时，以上海犹商集团为首的洋行大班亦意识到他们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而早在房地产市场受到打击的同时，另一项以犹商集团为首的洋行主要贸易根本——洋药贸易，也就是鸦片贸易亦受到沉重的打击，因早在清末，清政府亦同各国签定了禁烟协约，而且各国出于发展正当贸易的需求，亦支持中国禁毒，因此，民国四年的禁毒活动开展的则极为顺利，在租界当局的配合下，在不过三个月内，即于租界内收缴并查没超过十五万箱鸦片，尽管未能追究其责，但却也迈出了禁毒的第一步。
先是进口鸦片贸易被彻底查禁，接踵而来的房地产市场打击，使得犹商集团意识到黄金时代的结束同时，他们并没有任何“离开这片流淌白银之地”的意愿，反而因上海股票证券交易市场的繁荣，将视线投向金融投机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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