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曾经担心过在为远征军送行的时候，袁家父子一个在京、一个在津，当儿子的于远征军把自己扣留，然后当爹的在京城发动政变，但是这种可能性并不大，或许现在袁世凯的病情不容乐观，可出于对他的了解，李子诚却深知，却是这种情况，他越不会这么做。
相比于很多历史人物，袁世凯或许是被误解最多的历史人物，袁世凯其人，恰与三国时的曹操类似，于治世则为能臣，遇乱世则可为奸雄。而他人生的结局、选择，实则与曹操、刘裕、杨坚等人差相仿佛，按照中国传统社会的规律，他的未来也将是拨乱反正、一统中华，稳居一朝太祖的牌位。
不过，历史没有给他这个机会，而他又是一个旧派的人物，对于衰弱已极的老大中国，他看到了重建权威的必然方向，却没有利用诸如“训政”、“专政”之名新招牌的觉悟，把自己的路走绝了。如果他没有称帝、如果他能够更具政治智慧、如果他能看清当时的局势，甚至如果他能多活十年……
很不幸，历史没有如果。正因为如此，在历史上他在同盟会诸公的描绘下成了贪婪无比的窃国大盗，在人们眼中成了签订“二十一条”谋求称帝的卖国贼，在随后的百年之中的文学作品、乃至史学著作中成了出卖谭嗣同的小丑。尽管很多人说：“这些可以有！”，但事实上，任何稍了解历史的人都只能遗憾地说：“这些真没有！”
而到了这个时代，即便是作为政敌，李子诚也不能不承认，在很多时候，袁世凯所行所做都是为了这个国家，当然，更多的时候是以他自己的方式，如果他当真是那种贪婪无比的窃国大盗，他又岂会支持自己？
如果没有他的支持和他费十年之功于中国苦心打下的基础，恐怕自己也不可能在短短数年成就这一切，现在人们只看到“李国务的成就”，可有几人体谅袁氏的苦心，在心下感叹之余，李子诚的脑海中却又浮现出另一件事来。
在临出行之前，内务部保安总局和特勤局的双重报告中提到的，在过去两个月间，革命党通过抢劫银行、钱庄筹集经费，准备在南方某省起事的报告，李子诚的脸色还是随之一忧。
相比于袁世凯，或许，革命党才是“生死之敌”，与袁世凯之间的政争，还都控制在“彼此容忍”的范围内，袁世凯是一个沉迷于“权谋”之中的政敌，“权谋”也好“政谋”亦可，那都是在政治的框架内解决问题，可与袁氏不同的是革命党却是一群彻头彻尾的暴徒。
屁股决定脑袋，这句话从来不假，或许，过去对于很多革命党人，李子诚心怀崇拜之情，但是现在，经过“民二叛乱”时差点没有抄了家的惨痛经历、“胶澳事变”时革命党人与外敌勾结的教训、以及革命党人对自己的刺杀，现在，对于革命党，李子诚早就没有了一丝好感，甚至与袁世凯不同，李子诚更认为革命党是中国“百年祸乱之源”。
亦因如此，在入主国务院之后，李子诚总会千方百计的打压革命党，与袁世凯的打压不同，他更多的是从根本上打压，在通过舆论曝光他们的卖国之行的同时，更是发动百万人大游行，抗议革命党人卖国，总之最根本一点就是——在名声上把其搞臭，对于一个政党和政治人物而言，最重要的是名声，里通外国、勾结外敌、出卖国家，这一桩桩罪名按下去，革命党翻身的机会很是渺茫，甚至就是在美国，自己亦通过一些渠道警告司徒美棠不得给予其支持，而且通过外交官同其抢夺华侨支持，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党会干什么？
铤而走险发动叛乱？
如果自己的是那位流氓美国的“革命家”的话，面临这种情况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或许也就只有铤而走险发动叛乱，通过一次武装叛乱，以行动告诉国人，革命党并没有沉寂——革命者仍然在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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