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而代之的寺内内阁吸取大隈内阁失败的教训，为争取缓和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日的情感，修改了前任的对华外交方针，尽力标榜“中日亲善”与“经济提携”，并以支持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作为交换条件，谋求与北方政府的合作。
如果说在一个月多前，大隈内阁尚末倒阁之前，日本轻工业界还可以寄希望于政府通过国货扶持运输法案，以增加本国商品竞争力，但是现在指望寺内内阁显然不甚可能。
毕竟现在的寺内内阁的对华外交方针已定，不可能为了一群商人而更改，更何况日本船运业根本不可能支持这种利他不利已的扶持法案，毕竟运输中国货已经占到整个日本船运业的运输总量的30%以上。
在这种前提下，船运业联合了造船业，甚至钢铁业三者一体与日本轻工业界的抗争，再加上寺内内阁的对华外交方针的拟定，便得日本轻工业界认识到了一个现实，想与中国企业在竞争只能通过合理的商业行为。
日本国内的争执通过报纸传到了中国，再通过中国的报纸，让人们知道原来中国的轻工业界，竟然已经变的如此强大，一年之中产值扩大了十倍！
甚至于连强国之一的日本，都感受到了来自中国轻工业界的压力，无疑这一切让一年前在举国上下反对日货的国民兴奋不已。
看到报纸上引用日本报纸对中国实业界的分析，也使得国内民众第一次感受道，实业救国并不是一条可望不可即的路，再联系到大量的地主、富绅因为投资实业而从中受益。
在报纸媒体的炒作和推动之下，“实业救国”一下子成了国内的主流，就连南北政府都不约而同的，打起了实业救国牌子，一时之间，开办工厂成了国内的主流。
虽说通过报纸宣传，作为实业救国的典范的西北工业区，则成为了响彻全国的一个名字，那些报社的记者们总是拿着西北工业区来证明，实业救国是一条可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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