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军区这次人事调整的动作做得很大，从军区总指到下属三级部队的直接指挥官，至少有数百人的职位需要接受调动，而在这一系列的调动中，师、旅一级的指挥将领调动项目，就多达六十余处，这几乎是把全军区整个翻了一遍。
而作为相应的配套规定，军区总指下达命令：军区下属的四级部队，即团级以下的直属作战部队，其直接指挥将领的从属岗位，每三年轮调一次；军区下属各三级部队，即师、旅级以下的直属作战部队，其直接指挥将领的从属岗位，每四年轮调一次；军区下属的二级部队，即军、集团军、独立师以下的直属作战部队，其直接指挥将领的从属岗位，每五年轮调一次；校级军官的实职升迁（即旅长、参谋长），不得在其原隶属的作战单位内完成，例：第七十九摩步师第一九四自行火炮营营长、中尉丘尔金，因军功升任上尉，晋职团级作战参谋，其任职单位必须调离七十九摩步师，进入其他平级部队述职；各二级部队指挥部内卫部队，即各独立防卫团、营，其指挥官的任免权一律收归军区总指，军区各下辖部队指挥系统，未经军区总指授权，无权任免防卫部队指挥官……
很明显，通过这一系列的人事政策调整，包括军区二三级部队指挥员在内的大批将领，将会被全面剥夺原有的兵权，几年一次的岗位轮调，尤其是那个“实职升迁不得在原隶属作战部队完成”的命令，等于是在最大程度上削夺了二级部队将领手中的人事权，从而使他们无力培植自己的嫡系人马。同时呢，各二级部队的内卫部队，也被军区抓到了手心里，这样一来，像约瑟夫他们这样的将领，等于变成了砧板之肉，一个不老实，军区随时都能轻而易举的将他们拿下。同时呢，由于妮娜出任军区独立防卫旅的旅长职务，因此，整个军区的防卫工作都是由她来处理的，通过她，郭守云等于是用一根细线，就把整个远东军区牢牢的捆在了自己的船帮上。
“兵无常将，将无常兵，”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其实就是一篇权力制衡的发展史，正所谓“帅才难及帝王术”，统治阶层歪歪头就能想出来的计策，能够轻而易举的将一大群手握重兵的大将置于死地，在这种“帝王术”的作用下，一个远东军区的将领层实在是太薄弱了。
“8.19”事件前的远东军区，其大权完全把握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手里，各级指挥官要想调动部队，首先要经过部队政委的同意，然后还要经过军区参谋部、党委的批准，这之后呢，相应的调动批文还需要呈交莫斯科国防部、苏维埃两院。其后，随着“8.19”事件的失败，布尔什维克党被宣布为非法，其设立在军队中的政治委员制度，也顷刻间失去了原有的存在基础，那一整套从上到下、从军区延伸到各连、排级的“党军”制度被废除，大批的军权被各部队的指挥官揽入囊中，在这种情况下，各级指挥官权限过宽、尾大不掉的局面自然也就会随之出现了。
军人的权限过大是很危险的，那意味着动乱，意味着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而现在幸好的是，郭守云所在的远东，局势还没有恶化到那个程度，他采用北远咨询团提出的策略，有惊无险的削夺了军区将领过大的权限，从而避免了远东局势的动荡。按照北远咨询团的策略，经过调整后的远东军区，将会从另一个层面上达到“三权分立”的权力平衡：军区总指有权调动二级部队，而二级部队有权根据军区的明文指令调动三级部队，三级部队则需要根据军区总指、二级部队指挥机构的明文电令调动下属各四级部队，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依照这个过程，兵力调动的大权，就被依次分散到了团、营一级的下层部队。由于三、四级作战部队的人事权被军区所掌握，二级指挥官无法在各自下辖部队内部足够亲信，因此，他们在没有拿到军区电令的情况下，根本调不动下属部队的一兵一卒。对于团、营一级的指挥官来说，如果上级指挥官下达的部队调动命令不完整，缺乏旅师、集团军、军区三层级中的任何一道手续，他们都可以拒不服从命令，甚至还可以越级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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