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书记说得对，我当了这几年的政法委书记，感受最深的有一点，那就是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涉及的利益也越来越复杂，群众上访的问题也越来越尖锐。我曾经把全市95、96、97年三年的群体性事件进行过一次梳理，发现呈每年递增趋势，而且增幅都在百分之十五以上，远远超过了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这个情况足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骆育成赞同赵国栋的观点，“分析造成这些群体性事件因素的主要原因，一般说来都脱不开企业改制和土地占用和拆迁的赔偿这两方面的问题，这两项所占比例超过百分之七十以上。”
“这都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带来的一些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旧有格局逐渐被打破，市场经济秩序逐渐被建立起来，原来一些不适应社会发展的制度体系都会渐渐被淘汰，这也就使得生活在这个旧体系之下的不少人难以适应这个变化，矛盾冲突也就在所难免。”
赵国栋也是侃侃而谈，在这种氛围下，他的口才越是能够发挥出来，“我们不能因为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处会触及到一些深层次方面的东西可能带来矛盾和冲突就停步不前，而是应该未雨绸缪提前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尽可能减小这种改革对社会带来的震荡，促使改革开放能够在一种相对平稳渐进的方式下进行。云达，下一步我们西江区的企业改制也将拉开序幕，你在研究企业改制的过程中要注意多倾听企业职工的意见，要因地制宜，根据不同企业制定不同的改制方案，尽可能的保护职工们的利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宁肯牺牲部分国家和集体利益，也不能让职工个人利益受损，尽可能的减轻企业改制对职工以及整个社会的冲击。”
“嗯，赵书记，这么久来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区企业五花八门，涉及问题很多，我打算还是分阶段来进行，先选一些规模较小的、问题比较简单的、改制难度较小的来进行试点，最大限度的求得企业职工的支持，要让他们明白早改早获得出路，越晚改越被动。”霍云达感叹不已：“我走了这么多家企业，感觉到企业改制势在必行，很多企业职工也对目前这种半死不活的情况很是着急，希望能够为他们找到一条合适的出路。”
“十五大过后中央仍然坚持推进抓大放小决策，由于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的亏损面不断扩大，亏损程度也在加深，国有企业的亏损已经成为各级政府的一个沉重包袱，尤其是在面对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国有经济更显得捉襟见肘。”
桂全友沉吟着道：“我估计中央要想扭转这个不利局面，彻底解决国有企业的亏损问题，那就必须要在产权制度上做文章，光靠简单的承包责任制等治标不治本的手段已经无法奏效，必须要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那就是建立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制资本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经济主要实现形式，同时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促成非公有制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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