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有句话，“社会上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大萧条时期社会对经济技术需求空前强烈，到21世纪依旧有巨大影响力的诸多学说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
斯大林模式，法西斯模式，美国罗斯福新政，乃至中国模式。四个世界上主要的国家都完成了自己应对方式。针对这些模式的研究以及相应经济学的解释都应运而生。
处于世界边疆的中国影响力相对比较小，至少在环北大西洋经济圈中的影响力比较小。不过这只是针对普通人而言。限于所在的社会现状与信息渠道，普通人乃至一般的学者，对于情报信息的收集乃至理解都受到相当的限制。但是在第一流的人才中，对“中国模式”的看法就相当不同。
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中国模式就非常注重，尽管向这个世界第一工业强国的领袖献计献策的人非常多，包括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
古典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经济学家都赞同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而凯恩斯却反对这些，提倡国家直接干预经济。他论证了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的必要性，提出了比较具体的目标；他的这种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核心的思想后来成整个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甚至可以说后来欧美的宏观经济学都是建立在凯恩斯的《通论》的基础之上的。
但是陈克主导的“中国模式”与凯恩斯依旧有巨大的不同。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者之一，陈克领导的中国并不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核心”，而是以发展生产力与拆除贸易壁垒，实现交易社会化的工业体系为核心。对于罗斯福而言，中国模式其实更合他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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