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西审判与处决准备都是公开的，处决冯国璋等北洋众人，没人敢吭声，更没人来求情。蔡元培被判处死刑的消息传出之后，中国的文人们可就热闹起来了。
冯煦沈曾植这些“文史研究所”的老派人物当然不敢吭声，而且他们这类家伙心里面只怕还是比较高兴也说不定。
凡是新派文人，以上海的马相伯为代表的“教育救国派”，到一度起来造反的陈独秀，还有北京李大钊那帮人，湖南的杨济昌等人都纷纷写信向陈克或者人民党请愿。最神奇的是尚且在牢里面关着的黄兴、宋教仁也试图通过各种渠道向陈克情愿。两人不顾自己还是囚犯的现实，吆喝着愿与蔡先生共死的场面话。
人民党真的没想到杀个反革命，国内的文人反应这么强烈。最后严复都不得不很含蓄的写了封信给陈克，说：“最近日日有人拜访，为孑民说情。不胜其扰。”
面对几乎无孔不入的游说，政治局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下不得不请陈克出来拿个主意。陈克一开始觉得是不是宣传工作不力，他问章瑜，“蔡元培所作所为宣传出去了么？”
章瑜也挺委屈的，“我最近哪里有时间管宣传部？不过工作都已经布置下去了。我让宣传部的同志们调查了一下，各地该宣传的都宣传到了。谁知道这帮SB文人怎么想的。”
陈克知道章瑜不可能在这等事情上说瞎话的，他心里已经大概有了个谱，“他们这是要救反革命，还是准备救文人？这个问题大家分析过么？”
“救反革命还是救文人？”同志们真的没有考虑过这等问题。人民党素来轻视甚至歧视旧文人，这都谈不上是秘密。尽管在人民党里面充斥着在旧时代里面受过教育的人，不过这些年同志们都与人民站在一起革命，时时刻刻谈论的都是群众路线，发动群众，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劳动最光荣。根本没人有空与那些二货文人打交道。更不用说地方工作中的斗争里面，斗争维护宗法制度的文人是常抓不懈的工作。
在这么一个氛围里面，文人几乎被全体打上了“不可信，不可用”的标签，加上人民党所向披靡，根据地的扩大导致了工作呈现几何式的井喷。人民党就更没有心思和力气搭理文人，谁也没想到全国上下的文人居然因为蔡元培的事情试图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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