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0日东京同盟会分裂后，谭人凤、宋教仁等对孙文深感失望的同盟会领导鉴于国内飞速变化的局势，深感时间紧迫，迅速回国，策划在长江中游策划起义。
谭、宋等人并不是要策应蒙山军南方军的北伐，而是着眼于自己的利益，图谋在推翻满清后如何在未来的政治版图中有自己一块地盘。
反清是肯定无疑的了，现在大家都站在了反清的立场上了，不过人家蒙山军有兵有枪有实业，而同盟会自己无钱无兵，唯有一腔热血而已。
其实，同盟会在长江中游还是有影响的，至少比蒙山军强。蒙山军除了在武昌有一个运转的不是很好的情报站外，基本没什么力量。
自1906年冬湘赣起义失败后，一部分同盟会领导即意识到了军队的重要性了，他们将工作的着眼点放在了湖北新军上，开始着手向新军渗透。
湖北新军（也包括江宁第九镇）与北洋新军最大的不同是湖北新军更重视招收留学归国人员与知识分子。或许是张之洞这位手创湖北新军的个人性格使然，湖北新军中知识分子的比例相当高。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即湖北新军更关注时局，更容易民族意识觉醒。当满清内外政策连连失败，不免导致新军官兵对朝廷失望甚至绝望，从而接受排满思想，以寻求救国之路。
至1909年，湖北新军中出现了两个秘密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成员基本是新军士兵以及少数最下级军官。虽然不是同盟会直接领导的下属机构，但基本接受了同盟会的反满思想，建立了机要、交通、庶务等部，决心以通过革命手段推翻满清，重建国家。
组织是需要活动的，活动即需要经费。文学社和共进会的经费几乎都来自士兵的军饷。值得钦佩的是，这些最底层的士兵们拿着最低的军饷，却不乏积极踊跃地缴纳“会费”。文学社规定，成员需缴纳军饷的十分之一，那些家境贫寒的士兵宁可少给家里寄钱，也从不欠交少交“会费”。共进会则采取自愿缴纳的方法，经费便有些拮据，但还是涌现了一些感人的事例，会员刘贤构是个布贩子，竟然捐出全部的资产导致破产，刘振武出卖了家乡的田地竹山以充革命经费，居正为了募集经费，竟然与孙武等人去偷广济寺里一尊金佛，邹水成发现婶娘有一些值钱的首饰，索要无果下竟然求军医配药迷倒了婶子，偷出来变卖。
但这两个组织之间却缺乏合作，甚至有些敌视。既有争夺成员引起的矛盾所致，也有领导人之间的龌蹉。两个大方向一致的反清组织，彼此间却没有有效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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