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风风火火的进行着发展，远在北京的政治活动家们也有一番打算。
自从国民共进会成立，并且在广东如同瘟疫一般的传染开来之后，袁世凯每天出现在众人面前时，额头都会多了一个十分深刻的“川”字。这个威胁信号实在太明显，几乎快让他到了寝食难安的地步。已经六、七天的时间，他每天都在嘴巴上叨念着：吴绍霆不是宋教仁，国民共进会也不是国民党，迟早会威胁到北洋政府的统制地位。
十个月前的广东战争结束之后，国内各省的报纸在刊登文章时，甚至都不再常用“北洋政府”这个称谓，而是以“北京政府”或者“中央政府”来做描述。这在进步党人眼中是一件值得欢喜的好事，毕竟总算得到了国民的信任，堂堂正正是为中华民国的国府之谓。可是在袁世凯看来，却是北洋团体权威消退的痕迹，这是决不能容忍的事。
三月二十二日，陆建章从河南急急忙忙返回北京。去年下半年他奉命带兵前往豫楚之地平息白朗起义。本以为国军正规师出马，一切都能在掌控之中，没想到白朗起义愈演愈烈，农民军是越打越多，国军是越打越少，再加上农民起义军流动性强，一路从陕西打到河南，又从河南打到湖北。
陆建章率领的北洋军每走一步都要开拔费，半年下来非但没能消灭农民起义军，反而被农民起义军拖得再也走不动。
之前陆建章曾发过电报向北京敦促军费，袁世凯也咬着牙拨下了一笔续费。可是之后再行索要军费，却惹的袁世凯雷霆暴怒。无奈之下，陆建章知道再不摆平这件事自己就遭大殃，于是只好在陕西、河南等地不断搜刮物资维持剿贼的局面。
搜刮的越多，老百姓的生活越困苦，越来越多的人揭竿而起。
一时间，局面竟然沦入了恶性循环。
迫不得已，陆建章这次只好亲自返回北京，一方面向袁世凯负荆请罪，一方面寻求出路。对于前者，他早就做好了准备，花了一笔重金贿赂袁世凯的姨太太和长子袁克定，央求他们在袁世凯面前会说一些好话。至于寻求出路，最好的办法是换一个人接替这个烂摊子，最坏也得讨到一笔经费好回去继续镇压乱民。
刚下火车，陆建章丝毫不敢休息，直接来到新华门总统府。
陆军部已经派人在门口等候迎接，不过却没有把陆建章带到怀仁堂，而是去了陆军部的前厅。陆建章以为段祺瑞会来教训自己几句，可来到前厅才发现，等候在这里的不止段祺瑞一人，还有黎元洪、杨士琦、孙宝琦和梁士诒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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