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疆域广阔，南与北、东与西都相隔万里，东北、西北、东南、西南，每个地区的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民族结构，乃至文化习俗都有很大差别，给帝国的统治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受这个时代的通信以及行政能力的局限，再强大的国家，都不可能面面俱到，而是要按照其重要程度，分出个轻重缓急来。
在朝廷眼中，西北面临蒙古人的威胁，自然要在人力物力上首先保证；东南是赋税的来源，必须用最能干的官吏进行管理；中原关系到社稷的安定，也需要财政上进行倾斜，近些年来，因为土蛮和朵颜在辽东兴起，东北也成了新的热点。
于是算来算去，山高水恶林密人野蛮，距离帝国中心最远的西南，就成了最不受重视和被牺牲的地区。当年太祖定鼎南京时，就继承了元朝在西南设立行省，却用土司管理地方的方法“以夷制夷”，对其要求仅止于定期朝贡，承认朝廷的统治，不闹事不分裂就可以了，并没有插手地方事务的兴趣，更不指望收取赋税。
后来朝廷迁都北京，距离西南更远，尤其是“土木之变”后，帝国悚然发现，原来蒙古人可以径取首都，登时对北方边防的安全大失信心，也就更对西南放任自流，听之任之了。治理一方其实和种地区别，你按照农时精耕细作，就会收获五谷丰登，要是疏于管理，或者乱来一气，土地就会饥荒给你看。朝廷对西南如此漠然轻视，把地方行政之权尽赋予土司，使黎庶只知有土司不知有朝廷，官府的政令便如一张废纸。官员的权威出不了府衙，甚至连生命安全都无法保障。
以至于到了成化正德年间，有官员被分配到云贵广西任官，往往都被认为是贬谪，受官者也是如丧考妣，散尽千金也要贿得吏部改换任命，实在推不了，就弃官回乡，也不去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想当年，阳明公龙场悟道，就是在被发配贵州，万念俱灰，躺在石棺材里，于绝处大彻大悟的。可五百年来只有一个王阳明，绝大多数人，躺在棺材里，就再也起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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