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不会知道，自己提出的这六个差别保护的原则，会成为中国法制史上的一门学科，名曰“海瑞定理”。并被沈默原先时代中的，一位黄皮白瓤的历史学家，用来证明传统中国“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法律的解释和执行都以儒家伦理为圭臬，缺乏数目字的管理传统，因此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云云。
此后，这成了法学界有关中国传统司法制度的一个定论。一些经济学家以及其他学科的学者，也都一再引用这段话，作为中国社会不注意保护私人产权，以道德治国的证据。
那个从历史中总结而来的结论本身，自然不会错，但用“海瑞定理”来证明，却是错误的，因为抽象不能脱离其语境，更不能忘记了作者的限定。而那位黄教授以及诸多引黄者，都无视了海瑞同时写下的另外两段至关重要的文字，正犯了断章取义的错误。
被黄教授省略的第一段是：“以往官府，多说是词讼作四六分问，方息得讼。谓给原告以六分理，亦必给被告以四分。给被告以六分罪，亦必给原告以四分。使二人曲直不甚相远，可免愤激再讼。然此虽止讼于一时，实动争讼于后。因为理曲健讼之人得一半直，缠得被诬人得一半罪，彼心快于是矣。下人揣知上人意向，讼繁兴矣。可畏讼而含糊解之乎？君子之于天下曲曲直直，自有正理。四六之说，乡愿之道，兴讼启争，不可行也。”
意思是，对所有案件，无论事大事小，都必须以是非曲直为基础依法处理，坚决反对“和稀泥”与“和事佬”。因为海瑞天才的意识到，只有公正的司法才会真有效率，始终如一地依法公正裁决，会减少所谓的刁民告刁状，也就是机会型诉讼，从而减少社会诉讼，这就是“海瑞定理一”。
被黄教授无视的第二段，曰：“两造具备，五听三讯，狱情亦非难明也。然民伪日滋，厚貌深情，其变千状，昭明者十之六七，两可难决亦十而二三也。二三之难不能两舍，将若之何？”
意思是，在“两造具备”，即双方均出庭陈词辩论；并进行了“五听三训”，也就是符合规定的审案程序后，有六七成的案子可以查清，依法判决。但由于当事人不会诚实交代，一些深藏表象之下的隐情无法发现，会有两到三成的案件，双方的证据和论证难分高下，无法判决何方胜诉。在没有可能一一细查的情况下，该如何去判呢？这就用到了那六个“差别保护”原则。
如果忽略这第二段话的限定，海瑞的差别保护，才是黄教授所描述的那样，但这段话明明存在，海瑞说得很明白，所谓“差别保护”，只是在坚持定理一的情况下，在处理那些“两可难决”的案件才会用到，某些人却偏要断章取义，真不知居心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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