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形势在一个人登上权力舞台后改变了，这个人就是高拱，高肃卿虽然有很多的毛病，但他是个很纯粹的改革派，对一条鞭法是不遗余力的支持，所以从入阁的那天起，高拱便开始大声疾呼，要求在全国推行此法。
可大权仍然掌握在内阁首辅徐阶手中，徐阶对一条鞭法的看法，与高拱截然相反，他认为此法不可取，“巨商大贾虽多有资财亦因无田而免役。致使衣不遮体、终岁辛劳的农民独受其困。”而农民也因为“新法不论户之等则，只论田之多寡，所以许多人放弃田土，以避差役。”而且“一条鞭法，不论仓口，不开石数，只开每亩该银若干，致使吏书因缘为奸，增减洒派，弊端百出。”反对的理由同样十分充分，高拱也没法说服他。
但高拱这一咋呼，正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许多地方官员纷纷上本附和，有高拱为他们据理力争，哪怕是徐阶，也不能视若无睹，只能同意由江西布政使宋仪望，广东巡抚庞尚鹏，分别在赣粤两地，择数府施行，说起来，才不过刚刚数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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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的感觉无比敏锐，他意识到一条鞭法的施行，在“赋税货币化”的同时，也必然伴随着货币改革的良机——只要规定某种货币可以用来纳税，则这种货币的正统地位，必将迅速确立起来，如果要改革大明宝钞，这可是千载难逢的良机。
未议行，而先议收。张居正的宝钞改革，一上来就给人以强烈的信心……他认为，要想使人民对宝钞有信心，进而使整个社会普遍接受、普遍流通，最好的办法是由朝廷规定，一切赋税都必须用宝钞完税。如果用银的话，要先买钞，再用钞来纳税。他认为，如果由政府率先收钞，则不到一年，人民对宝钞的信心就会建立起来。
当然他所指的宝钞，乃是所谓“币制改革”后的产物，称为“新宝钞”更合适。
应该说，张居正的方案，水平是很高的，首先他中肯的总结了历代以及当代行钞的失败经验，得出一个基本原则“先求无累于民，后求有益于国”，便使自己不至于沦入与民夺利的桑弘羊、王莽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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