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九十年代，对市民利益侵犯和剥夺比较严重的还有拆迁问题。
城市改造拆迁危房本是好事，整个八十年代旧城改造的指导思想是“原拆原建、房屋还迁”，被拆者迁后必给其屋，而且住房条件得到改善。
九十年代“上海模式”被全国范围内借鉴，上海改造浦西旧城区，采用全拆除异地新建的方式，将城中心的旧房拆除，建造高档写字楼、商业地产，在城中心以外建造新的居住社区安置被拆迁市民。
上海模式属于“建新城”模式，当时国家提倡这种模式，各地也就纷纷借用这种模式，非常方便通过国家的审批。但在整个九十年代，没有哪座城市有上海的财政实力，在拆除旧城之后，还有能力建设一座新城来安置被拆迁市民，往往是“拆而不建”，改“房屋还迁”的良性模式为“货币拆迁”。
自从九十年代“货币拆迁”作为“好经验”推广取代“房屋还迁”后，市民就害怕起拆迁来了。因为拆迁给的那点钱与房价之比相去甚远。特别是有些城市的领导想“招商引资”都快想疯了，那些商人和资本家在他们眼里成了能使自己获取政绩和私利的救星和财神，有的领导甚至以威胁的口气对下面说“谁吓跑一个外商我拿谁是问”、“谁跟政府过不去政府就跟谁过不去”等等。因此只要前者看中一块地方，后者就充当马前卒——运用手中的权力强迫该地方的居住者拆迁。十几年后拆迁公司多为私有，拆迁情况得到改善，九十年代的拆迁公司皆为国有，皆为国有的意思，就是可以无限制的采取大量地行政手段强制拆除。这更使市民雪上加霜，他们中的一些人原来尚有陋室可居，拆迁后反而上无片瓦。野蛮拆迁使房地产商笑逐颜开，被拆迁者叫苦不迭。即使多数人拆迁后买了房也是被逼无奈，債台高筑，过着住高楼喝稀粥的日子，而一些领导却以此作为政绩自我吹嘘粉饰太平。
沙田旧城大模范拆迁已经不可避免，市里也不可能在沙田这块商业宝地建造住宅社区来安置被拆迁市民。也没有在其他地方建设新社区安置被拆迁市民的计划，最终只可能采取货币拆迁的模式，而海州在二千年之前的房地产市场根本就容纳不了几万户之巨的拆迁规模（拆迁费用很低，而九十年代被拆迁市民的经济条件普遍较差，不足以形成大地房地产市场，那时还没有房贷一说）。为了缓解矛盾，拆迁公司纷纷在远离市区的城乡结合区建造大量质量低劣的无产权的安置房，将无力在市区购房的市民大部分赶到那里去。
唐学谦也会推挡不住建设新城的诱惑，九十年代，官员地政绩很少与市民利益划上等号，即使是唐学谦也不例外。
张恪一向认为城市建设就没有“牺牲少部分人利益是可以的”说法，但是利益牺牲也轮不到国家公务人员的头上。所以“为了大局牺牲少部分利益是可以的”想法在市里很占上风，他们永远都感觉不到切肤之痛。
张恪坐在唐学谦的对面，心想唐学谦再也不可能感受到那种被驱逐的痛苦吧！张恪倒是有切肤之痛，父亲辞去公职之后回到师院，师院没有给再安排住所，那时还有一些积蓄，就在沙田买下一户私房，九七年赶上旧城改造。幸好小叔接济，若不是如此，再赶上父亲给驱逐出师院，还不晓得家里会怎么的惨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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